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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2017-11-8 11:27| 发布者: 编辑| 查看: 193| 评论: 0|原作者: 路生

摘要: 提示:我认为“斯诺命题”是没有解决办法的,也是不需要有办法解决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总有那么点说改却不能改、一时难改的必然毛病——愤青多了不是坏事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给还在生生不息的愤青们给个新称谓— ...

提示:我认为“斯诺命题”是没有解决办法的,也是不需要有办法解决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总有那么点说改却不能改、一时难改的必然毛病——愤青多了不是坏事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给还在生生不息的愤青们给个新称谓——事实上,愤青们现在已经有了下一代,也有了一个更新的名词——喷子。但不管名称如何变化,“愤青”都是一个需要我们真对待甚至研究的人群或者现象。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上世纪80年代

你没病,人家要拉着你去医院;你有病了,到医院没人看,人家帮你骂医院的人。这大约就是愤青了,前者属于热热闹闹的帮倒忙,后都则属于一种公众或者个人的基础宣泄。二者对于这个社会产生的影响都可以说得上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没有多少意思,却是一种真实而客观的存在。这就是愤青及其非常具体的意义了。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坏现象,我甚至认为这是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一种必然。打这么一个比方: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如果在他出走前一句话也没说,那么,他绝对不会再回到这个家了;而若他在离家前骂骂咧咧的,就意味着他一定会回来。

骂人是需要爱的,骂人也是需要激情的。如果一个人对一样事物没有了激情与爱,那么这样事物对他来说一定是死了的;而若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没有了兴趣,或者说是前面说到的激情与爱,那么他一定是属于死了的。

愤青即“愤怒青年”,这个称呼早在1970年代的香港已经出现,当时特指一般对社会现状不满,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后来,被简称为愤青,并成为中国大陆网络语言中的专有词汇,四个字的原称反而不常用了。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曾经成长的记忆

现在,我们所说的愤青通常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接触网络居多,很大一部分为学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有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在网络时代开始后中国的一种特别的现象。

愤青最初只是在网络上表达着各种不满意见的少数人群,因为网络的虚拟化和不确定化,决定了最初的愤青仅是一些发表激进文字的用户。而随着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迅速发展,人群的扩大,这一部分具有极端思维的人更容易吸引媒体和民众的目光,而其队伍逐渐壮大,思想日益复杂,并且有网络虚拟个体与现实实在个体关联的扩大化趋势。现在的愤青,已经不局限于网络之中,更多的人走向街头,表现自己的主张和情绪。

面对愤青,我忽然想到了“斯诺命题”,即是人们常说的“两种文化”。它的具体含义是: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穷并快乐着

在世界、在中国,有关这两种文化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学者们说,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它暴露了在人类文化领域里普通存在的误解、偏见与不信任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斯诺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重要性在于引起世人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注意,而这一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

改革开放到现在,人们时时刻刻都没忘记与时俱进,也真的与时俱进着。这从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各个层面上发生的变化就能看出来。

在人们不喜欢用一些老掉牙词汇的今天、在一些新名词无限制地被发明出来的今天,愤青这个已经陪伴了我们三十多年的词,现在早已“成家立业”了,让我们在不断适应新变化中将他给忘了,以至于再说“愤青”这一词的时候,我们甚至怀疑它曾经是否出现有了我们的生活里。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这也是曾经的流行

事情就是这样的,很多的热闹与流行渐行渐远之时,你再看它才能发现它背后的意义。“愤青”就是这么一个需要我们在它仿佛要从地平线消失的时候,来认真对待甚至研究的人群或者现象。我的理解是,愤青不管其叫法或者称谓离我们有多远,并不能意味它从我们的生活中的消失,他(她)仍然真实客观地在我们的生活里大量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名称更迭的不到位,而忽略了事物本质的存在。

我的理解是像一个小孩子的嗷嗷待哺,我们由此庆幸一个生命的降临,并给他(她)取名“愤青”,进而热烈地呼喊了他一阵子也听他哇哇地乱骂了一阵子,随后就将他忘了。他(她)既然降生到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就要对他成长的每一个环节负责,而不是仍下他(她)不管。我们可以不理会一个中学生愤青的有理无理的乱骂,但从七十年代到现在,愤青这东西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里成长了四十多岁,他(她)已经大学毕业、已经有了工作,讨了媳妇或者老公,当娃他爹爹或者娃他妈妈,他(她)的骂人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于人而言,后者一般都是站在前者肩膀上的,而前者如果没死,他就一定在变种或者变异中变得更加成熟。不信,你可以去看现在的愤青(姑且称之)和我们当年的愤青骂人的水平绝对不一样,而当年的愤青(姑且称之)在变种或者变异之后,骂人的水平一定提高不少。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还能记得这些场景吗?

所以,经过四十多年的长成的愤青,再出来骂人,有些骂人的话可能需要我们重重地留意或者研究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学家、我们的新闻报道、我们的文学作品已经留意到这一点了,我大约梳理了一下,其具体的表现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十年前一些人对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一是当下一些人对于“五四”的热衷。

关于对八十年代的怀念,这些人大约是处于这么一种情结: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总有许多在当时被谓之文学青年的朋友,大家平时来往不多,但总有书信,也不常见面。书信里,各自问候的内容似乎很少,大多述说着自己的理想、抱负还有激情什么的,现在再翻出这些信来,让人总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但它却恰恰成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有人甚至把八十年代与“五四”前后的那段时间联系在了一起,说是八十年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五四”,在那段时间,人们都是怀揣梦想而且向往自由的。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当年的他们现在早长大了

在我的记忆里,八十年代大约是这样的一个年代:诗人们见面了总是喝上一点老白干或者二锅头之类的东西,然后胡乱地吟上几句诗,在诗里展示着自己的雄才大略和理想抱负。那时候,他们告别了父辈留了快一辈子的小平头或者小寸头之类的发型,头发有些长、有些乱,在长和乱的头发掩盖下的面孔甚至都有些脏,但他们心里的梦想却是坚定,他们想骂谁就骂谁,他们出口成章也出口成脏,他们的骨子里充满了叛逆,他们可以很随便地搂起女青年的肩,一点儿也不含蓄地给她们送上一个吻,甚至只为睡觉而睡觉地和她们上床……他们因此而遭遇了许多指责甚至是詈骂,但他们一点儿也不在乎,回骂那些骂他们人的是老古董……因为理想的存在,他们总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甚至把自己当成了神。而神是可以不识人间烟火的,所以,他们是绝对不在乎物质的,他们非常极端地把物质的人骂成了低级趣味的动物……

有很多朋友也曾经向我描述过他们对那个时代的看法:


A改革开放好。引进精华,弃其糟粕!当改革的春风迎面而来,一丝骄傲。我们的先辈 也以不屈的身躯去迎接这春风,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时候我们所泛发出来的那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气质,五千的沉淀还清晰的表达出来了。 我虽然生于80年代,长于90年代, 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是我的心里莫名的去寻找我们国家刚开放时的气息,我喜欢,向往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来自很多渠道。我没怎么经历过,就不能是怀念,我把这叫做向往。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这也是当年的生活场景


B我一直都提倡不忘本。曾经和一个同学用手机互发短信探讨过这问题,他说我没前途,没发展眼光,守旧。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不发展啊。口才不好,解释的不好。对方也不理解。 于是就不了了之。


C90年代的后期开始,特别到了新的世纪,一些人非要去得奥斯卡,拍的电影乱七八糟……这些难道就是那些少数导演的错吗?还什么超级女生,一个无聊的“选秀”可以引出那么多议论?搞那么多的折腾?累吗?要是累无所谓,那么这些有意义吗……太多太多无畏。


D:有天晚上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看到好多人在围着看节目——中老年人谁都可以上去唱怀旧歌曲的节目。多么有感觉,我是一个20刚出头的人,当时和我一起的同学叫我离开,我有点不情愿。他的原因是那些人都是中老年人,还有许多农民工。后来我也表达了我的感受,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场面。现场很“乱”,但是我感觉他们所折射出来的恰恰是我们民族特有的光彩。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这也曾是当年的生活场景


去模仿西方人的优雅,这样才不会在世界上丢了面子,丢了尊严?但是我只想说,你忘掉本去追求原本不适合国人的本质的东西,这丢掉的何止尊严?对,也许这阶段是历史的必然,那我们就更应该反思,而不是它是必然,我们就得去适应!那不属于我们。我们有思想有能力,为什么就要钻进那墨中呢?我们能让这段历史成为瞬间、成为挫折吗?

你可以把这个人的话理解为愤青说的,但和生于70年代、长于80年代的愤青相比,他的话是多了些成熟与机智。这应该是愤青的骄傲与荣光。

关于“五四”我也想说几句。记得,几年前《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上有这个一个渗透着无奈却也不失激进的标题——回到1919。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上面的这样一段话——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这算不是算是愤怒的青年?

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极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所谓“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

“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参差不齐的,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的不同肌理,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具体而微的角度,选取那个年代的一些社会新闻,用我们的视角,展现那不大为人所关注的另一种社会图景,还原一个更为真切的“五四”。

也就是在“五四”的时候,文史学者傅国涌是这么点评“五四”的:“五四”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也不仅是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自由创立企业。那个时代真正是“大社会、小政府”,是一个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时代。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五四”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

我想,无论怎么说,这都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虽说学者的话对于目前我们很多的老百姓而言来说不过是对牛弹琴(在这里,我没有污辱大众智慧的意思),但这种东西多了必然会引起社会上层的重视。你也可以把这些学者说的话理解为愤青说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简单地骂骂人,发发牢骚。

现在,应该是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两种文化上来了。相比之下,生于80年代、长于90年代的愤青在学识的综合层面上要比生于70年代、长于80年代的愤青强一些,而现在高层面上的学者也许正是比生于70年代、长于80年代或者生于80年代、长于90年代的愤青更高层次上的愤青。

学识有高下之分,愤青要区别对待。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两种文化”的逐渐融合、相得益彰,而不是一味偏科,一味地钻在“一种文化”里出不来。事实的情况是,当许多的愤青在成长和变异中逐渐变得平和下来的时候,有时甚至成了被我们称为机智的学者的时候,更多的愤青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生,进而使愤青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标志。这是一件好事情,总比没人成为愤青要强得多——从中说明,社会至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尽管当下很多人说的话只不过是一种宣泄,但至少要比没有宣泄更让人舒服和利于成长。
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现在街头的文艺复古青年

愿我们的社会再多一些愤青,愿我们的社会能为成熟的愤青提供更多的平台,让他们做些事情。而愤青的改观还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就是社会。

我认为“斯诺命题”是没有解决办法的,也是不需要有办法解决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总有那么点说改却不能改、一时难改的必然毛病——愤青多了不是坏事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给还在生生不息的愤青们给个新称谓——事实上,愤青们现在已经有了下一代,也有了一个更新的名词——喷子。(文/路生)还记得当年的那些愤青吗?现在他们成了什么样的?

这是一种表现还是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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