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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

2017-7-18 09:3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5| 评论: 0

摘要: 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其中“天”字两横上长下短;“囯”字内为“王”字),后期曾先后改称上帝天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清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太平天国兴起原因

兴起原因:

1、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

2、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

3、自然灾害严重。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本来就地瘠民穷再加上水、旱、虫等天灾不断,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困境。

4、鸦片的输入,导致满清白银大量外流,劳动力日益衰竭,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艰难,于是,发生了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捻军,陕西回民叛乱。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可惜都落第。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因受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欺骗,令罗孝全推迟了为其洗礼的计划,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王烈,而得到释放。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 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实行公有财产制。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 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1852年(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拦截,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死亡。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 克道州、郴州。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长沙,9月12日在攻城时战死。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方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太平军人数增至五十万(裹挟难民),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 1853年4月27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到达江宁,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爵士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会面,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为翻译。英国对太平天国表达了对太平天国及清朝中立的态度。年底,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太平天国的战斗史

出师北伐。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西征及天京解围。1853年6月3日,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林启荣等奉命督战船千余,溯江西征。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为反击太平天国,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军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清军统帅向荣在8月9日自杀。

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

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便另有图谋。杨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26]

2日凌晨偷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后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尽杀翼王府中家属。

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 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天京事变使三王被杀,翼王远走,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

翼王西征。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 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 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1859年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 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陷入重围,多次突围不成。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余部坚持战斗。1858年(清咸丰八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清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率湘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攻三河镇,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1月14日,陈玉成部攻克三河清营,次日两军决战。太平军歼清军六千人,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

东征与清军反击。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

1861年,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以援救安庆。陈玉成进军迅速,一举攻克黄州,直逼武昌,此时英国外交官巴夏礼面见陈玉成;要求太平军撤军,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1861年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战死。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攻上海,清军和洋人联合抵抗,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组成洋枪队(后改为常胜军)阻击太平军,太平军久攻仍未能占领上海。此战引起控制上海的西方列强不满,加上有教徒指称太平天国根本为异端,其说词诡异,不但不符合罗马公教或新教教义,反而是对基督教的侮辱和亵渎,再加上太平天国影响欧美各国在华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清军处死。1862年(同治元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同年李鸿章攻江苏南部,左宗棠攻浙江。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杀死,苏州失守。1864年5月11日,常州失陷,太平军守将陈坤书被俘牺牲。自此淮军与金陵湘军联络畅通无阻也。

天京陷落与败亡。1863年12月21日,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并苦缺粮食,忠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洪秀全不准。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许多平民百姓被杀,其惨况无可描述。湘军攻破天京后太平军放火烧城,湘军在大肆抢劫后也到处纵火。

李秀成、洪仁玕护送幼天王突围。李秀成让好马给幼主,混乱中与幼主失散,于同月22日在南京城外方山被俘,亲书供状数万字后(《李秀成自述》),于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

1864年7月29日,突围至广德的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湖州太平军守将黄文金迎入,临时驻跸。8月28日黄文金、洪仁玕主动弃城突围。9月5日护送幼天王走宁国,遭敌截击,转走浙江昌化途中黄文金因伤而死。10月江西石城一役,全军覆没。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余部战斗。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侍王李世贤部自江西挺进福建,攻占漳州,经营闽南,1865年4月失利。谭体元部队向广东方向突围,在1866年初于广东梅县被肃清。

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投入捻军,于1865年杀清军名将僧格林沁,继续对抗清军直至1868年。东捻军于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淮军消灭。最后一支留下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

1872年4月,石达开余部李文彩部在贵州大塘覆灭,这是最后一支可以查证的使用太平天国旗号的反清武装,理论上是最后一支太平军。不少学者认为,应以李文彩部的覆灭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标志。

1874年在太平天国灭亡十年后,隐匿多年的后期主要将领杨辅清在闽谋划复兴太平天国。被马融和所察,在晋江被捕,押解福州被闽浙总督李鹤年下令凌迟处死。

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考证,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太平军将士及其亲属为躲避清廷迫害,流亡海外。他们远涉重洋,足迹遍布拉美及太平洋部分岛屿。在海外发现了不少太平军将领使用过的佩剑和国内现已十分罕见太平天国时期铸造的纪念金币。

太平天国疆域涉及到了哪里

太平天国武装力量先后发展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

太平天国在建国后,改清廷“省、府、道、县”的行政区划方式为“省、郡、县”三级制,即取消“道”,改“府”为“郡”。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干王洪仁玕曾数次声称太平天国欲划分天下为二十一个省,这二十一省当是指清朝所设的十八省和东北三省,但太平天国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提到的省却不止于此,另有苏福省、天浦省、桂福省和伊犁省(新疆)。洪仁玕还曾宣布,太平天国将在江南省设十二郡,其他省每省设十一郡,但这一构想脱离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落实 。

史上最浩大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失败根源

丧失斗志和指挥失误。

过早建都丧失锐气。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在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23] 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腐败严重。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杨秀清是农民起义领袖有眼光的,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死了多少人 史上最惨烈的起义

1851年1月11日,37岁的广东人洪秀全在偏僻的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号称“太平天国”。两年后他杀进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杀,席卷大半个中国几近十四年。

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 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余波未息。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离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也相去不远,少时听过洪秀全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清的种子丝毫也没什么奇怪。

洪秀全死后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这两位民国的缔造者少时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潘旭澜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透过曾经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回到现场,回到了真实的历史。他让我们发现一幕幕曾笼罩在神圣面纱之下的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和迷信。

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

今年是太平天国天京建都140周年岁念。1853年3月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历时11年,统治范围普及10多个省,是我国历史上一场绝后范围的农民战争。对这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作出总体评价,史学界不断存在着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一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对近代历史起了推进作用,亦即称之为起了积极作用,二是起了障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亦即称之为起了消极作用。论者在作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时,所持的规范也很不一样。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拔高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进封建社会历史行进的真正动力;在十年骚动中拔高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近年来有些论者以为太平天国运动对历史起了毁坏作用,是由于这场战争招致千百万人死去,或消费力遭到毁坏。规范不一样,结论自然就不同。那么,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终究要不要有个规范呢?能不能有个规范呢?答复是肯定的,这个规范就是太平天国指导者看待开展资本主义经济,终究持什么态度,他们的主张能否有利于消费力的开展。在当时主张学习西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展资本主义经济,这关于自然经济占统治位置的封建经济来说,无疑是进步的。

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化随着侵略者的炮火挤进中国的大地。从此,中国历史呈现了新的意向,即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展,封建主义的糜烂日益暴露。因此,也是从这一时分开端,中国发作的一切严重政治运动或政治斗争,都必然同时要遭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权力的限制。在戊戌变法之前,中国政界大致上有三种不同态度:一是抱住封建主义不放,对资本主义采取一概排挤的态度;二是对资本主义采取能够承受的态度,但又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制肘;三是想借资本主义权力来稳固中国的封建统治。放开双手迎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政治力气,在戊戌变法之前是不存在的。依据这样一个历史环境来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就能够看到它根本上是属于第二种状况,在当时的中国是属于进步的一种政治权力,但又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掣肘。下面我想就太平天国运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剖析一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至于上面提到的所谓消极作用,已有专文阐述过,这里不再辩析了。以我之见,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下面四点。

第一,最早理论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太平天国革命给清封建王朝以繁重的打击。起义一开端就把推翻清朝作为一个目的,把清朝皇帝、官吏统称为“妖”,口号是“奉天诛妖,斩邪留正”。起义阅历了14年,范围达18个省,地主阶级及其政权遭到繁重打击。在太平军攻克的许多中央,“凡官宦之家,呼之为妖头,杀之必尽。”不少富家大族、衣冠士族成绝户,生计全无,不断到最后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目的从未动摇过。难能可贵的,是太平天国在反对封建政权斗争的同时,还把锋芒指向外国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争取光明反对黑暗的大无畏肉体,特别是在战争中逐渐认清了侵略者的实质,当“洋兄弟”撕破了“中立”的面纱时,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责备他们派本国军队来侵略中国,坚决要把他们驱逐进来。太平天国的反侵略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新觉悟。正如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指出的:“中国的南方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自身,固然标明他们已醒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风险;过不了几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困兽犹斗,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当然,中国的觉悟除了表如今中国人民的对抗斗争之外,还表如今顺应新潮流和认识新潮流上,这一点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同样有着光芒的纪录。

第二,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导因是吸收西方文化的结果,主要是吸收西方基督教的教义。这是从梁发送给洪秀全《劝世良言》作导端的。洪秀全创建拜上帝教的思想,诸如对等思想,以及反对儒家的世俗思想等等,多是来自这本小册子。首先是洪秀全从西方学到了信仰“独一真神皇上帝”,这在当时必需有很大的勇气和气魄,不可藐视。它的深沉历史本源,恰恰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解体,资本主义要素的增长。这种新的经济要素不但给洪秀全以动力,也给洪秀全以勇气。他不但勇于承受异端,而且居然勇于拿“独一真神皇上帝”来和两千多年作为封建社会肉体支柱的孔教对立,宣布孔教是中国落后的缘由,可谓颇具魄力。虽然洪秀全对孔教的见地并不全面,但在140年前,这确实是个创举;其次,他吸收了西方的对等思想,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这种对等思想无疑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思想的一种冲击。他的理由很简单,即以为皇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育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因此他反对生“此疆彼土之私”,反对生“尔吞吾并之念”。无疑这种对等思想对封建的等级制度是必然要产生直接冲击力的,也是对外国侵略中国的不满。虽然洪秀全这些思想,起初只是一种改进主义思想,希望用这些思想树立他的拜上帝教,可以以教治道,改动当时那个“世道乖离,人心肤浅”的社会,并经过教化使天下成为“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理想社会。这是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后来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开展,洪秀全的改进主义思想未能获得实践社会效果。当他第二次到广西时,看到他的这些思想由冯云山在紫荆山加以理论,并酿成燎原之势。洪秀全放弃了“以教治道”的改进主义想象,投身到组织农民起义的炽热斗争中去。

第三,主张对外开放政策。由于宗教思想来自西方,太平天国的首领们以为他们同西方资本主义是同信天父皇上帝、同信天兄耶火华的。因而,他们自以为和番国也是“兄弟之辈”,“姊妹之群”。这种思想运用于社会理论,益处是,对资本主义国度不存戒心,愿意和资本主义国度交往。(不好的是,不能认清侵略者的侵略实质,不能辨别普通经商贸易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实质。在后期太平天国,洪仁玕、李秀成就因而吃了大亏,这个问题已有另文阐述)。1853年5月18日,英使文翰抵达天京,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声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之后表示,愿意和英国“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能够成为“密切的朋友”,并允许英人“自在出入,随意进退,无论辅佐我天父诛灭妖敌,或照常经商停业,悉听其便。”(罗尔纲编注:《太平天国文选》第84页。)文翰路,过镇江时,守将罗大纲、吴如孝给英使的信中,除了正告英人不要“借助妖胡”和“不应再卖鸦片”外,明白主张“惠外和中,商旅不由”,表示要和英国“修友谊”。太平天国从中央到中央态度是分歧的,都是主张要和外国人开展合理的贸易关系。1854年6月,英使包令来到天京,杨秀清在《答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谈到通商时说:“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定,害人之物为禁。”(《文史》1962年第1辑)在太平天国的外交活动中,还没有看到反对和外国人通商的纪录。这样一个政权是和清王朝有很大不同的。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更允许大批外国传教士到天京来访问,不少外国人还在太平军中退役,至于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通商贸易的就更多了。

第四,注重开展商业,积极展开对外贸易。太平天国政权树立后,除了在南京推行过“圣库制度”外,在广阔太平天国占领区并没有实行过,而是采取收税的方法,使商业活动合法化,从而推进了商业的开展。太平军攻克镇江、扬州后,就是用现金向百姓购置商品的。石达开在安庆易制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其税。”(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12)这一措施使民间商业得到开展。李秀成攻克苏州以后,实行维护商业政策,规则.城市贫民没有资本经商的,可向政府请领本钱,在运营获利后再交还本钱,苏福省所辖各县,一当树立政权,便令业户开张停业。1861年,李秀成发给金匮县黄兴和的商凭说:“一切货物,务须公平买卖,既不得奇货自居,亦不得抬高市价,如敢垄断渔利有害民生者,准尔铺户指明禀究。”(见《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太平天国占领苏州期间,商业是比拟兴旺的。当时苏州市场是“舶来日多、售亦日盛,乡民过午、满载而归,奚止利市三倍。”(潘仲瑞:《苏台糜鹿记》)

太平天国由于非常强调和资本主义国度树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外贸易有较大的开展,特别是生丝和茶叶的出口在1853年以后有明显的增加,太平军占领苏、常以后,生丝茶叶出口增加尤快,而到1864年天京沦陷及太平军在这些地域完整被打败后,丝、茶出口量就明显的减少。

上面四个方面,阐明太平天国的首领们的思想体系并不闭塞,是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度打交道的,对资本主义潮流根本上是持欢送态度的。正由于这样,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条陈旨在开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时,洪秀全才有可能对这个方案加以同意,在开展资本主义的各条,诸如“兴舟辑之利”,“兴器皿技艺”,“兴银行”,“兴宝藏”等等,都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是”等字样。这些都标明太平天国的首领们思想深处是有承受资本主义思想请求的。虽然这种思想倾向是微小的,还不可能用来左右当时的历史进程,但在当时的中国,则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权力好像太平天国这样看待外国资本主义的态度的。后来成为洋务气派目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时,曾经看到太平天国的一些主张是可取的。1861年4月,曾国藩的重要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的刻本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优点颇能变通用之,……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尔后不久,赵烈文上书曾国藩,倡议“用夷之道,还施于彼。”“如是则外侮既绥,并得以尽力于群盗,外内之次,井井不失矣。”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办起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参看方之光:《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一方面把农民起义看成“心腹之患”,必需向西方学习船坚利炮,加以镇压;一方面则拣起太平天国主张和西方往来以及开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在中国搞起洋务运动。虽然他们的举措就其客观动机而论是不可取的。但他们承受并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在中国这块没有近代工业的土地上,破天荒地办起近代工厂来,不论它是军用企业还是民用企业,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对中国开展资本主义经济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不过,李鸿章等人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才成为洋务派的,起步比太平天国要晚得多。这一点应当是评价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见,太平天国运动的确是推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开展的。这个历史功劳是不能低估的。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何以前后不同

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文章一共有7篇,其中有6篇写于1853-1858年,而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距第一篇已经九年多。前6篇都是肯定“太平天国”的。1853年5月20日,他就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文中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1856年10月17日,他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又名《货币流通史片段》)中,又一次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起义”。接着,他又在1857年3月2日写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中,重申了起义的观点,说中国产茶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同月22日,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里,他说“太平天国”是“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1858年9月3日,在《鸦片贸易史》中,他重申“鸦片战争”“使中国发生起义”的看法。而在该年9月10日的《英中条约》中,他再次强调了“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的说法。

但是,只隔了几年工夫,马克思的态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1862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中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经过一番分析后,他总结性地指出:“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我把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7篇文章通读后,觉得他的前后不同的评价,都是有道理的、正确的。当运动处于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扬它、肯定它;而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他又正确地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他不像某些理论家,总是形而上学、一成不变地看问题、作结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全面否定有不公允的地方;而全面肯定亦不足取。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两分法地去看,好的方面就肯定,错误的方面就批评,绝不能主观主义地对待。至于那些对立的双方在文章中都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是实用主义,实在不足取。现在,急需有史论家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全面总结,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

太平天国有哪些名将?洪秀全手下名将有哪些人

太平天国有哪些名将?1851年9月,太平军夺取了他们的第一座城池永安州城(今蒙山县)。在此停留的7个月里,洪秀全完成了一系列的军政建设,还封了5个王。东王杨秀清是个烧炭的山民;西王萧朝贵是自耕农;南王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在乡下读过几年私塾,可以算小知识分子;北王韦昌辉有几家店铺和大片田地,翼王石达开出身于富贵之家,这两人可以算士绅或地主。他们的出身不尽相同,学识有限倒算是共同点。

据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献攻守建国之策,并劝天王尊崇儒教,放弃拜上帝会。因洪秀全不以为然,左某悄然离去,成为湘军中平定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忠王李秀成日后的自供词一语破的:“天王不用读书人。”

知识分子常有自己的想法,头脑不容易改造,自不能轻易信任。书生文士在天朝是不可能得志的。太平军视为至宝的是孩子。每攻陷一座城市、路过一个乡村,必定竭尽可能把他们带走。孩子最天真无邪,加以训练,将来就可以成为死士。天朝晚期的将领,许多都是被带上路的孩子,例如英王陈玉成。

至于普通将士,大多出身于苦寒之家。除了广西山民,“所据之地,男子一律‘随营’,先动以甘言,再施以威劫。所谓甘言,即传集百姓听‘讲道理’,如有不从,定斩不留。”——史家郭廷以总结。湘军的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记录,太平军掳人常常要“看手相”:如果掌心红润,手指上没有老茧,“恒指为妖”。反之,“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被掳服役,贼必善遇之。”

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认为,太平军有中国民间秘密会社色彩。“非尽本于耶稣,而实有根于洪门之旧规而然也。”

洪门又称天地会。为了壮大其队伍,太平军曾大量收纳会众,尤其是天地会党徒。不过洪秀全并不认同其“反清复明”的宗旨,“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

太平军号称平等,其实分别心甚重。入上帝会的称为兄弟。来自广西的称为“老兄弟”,享特殊待遇,后入会的称为新兄弟,一般百姓则一律称为“外小”。天王许诺“兄弟”们:“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按太平天国军制,每军置军帅一,下辖一万三千多人。

“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他们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钱穆先生曾分析说:“农民骚动的主因,必由于吏治的不良,再促成之以饥荒。在官逼民反的实况下,回忆到民族的旧恨。这是清中叶以后变乱的共通现象。”“因一时一地的饥荒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动的骚扰展开,这是安静散漫的农民所以能走上长期叛变的两条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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