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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

2017-7-18 09:3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38| 评论: 0

摘要: 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又称东周时期。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国也...
春秋战国得名由来

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时期简称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的一段时期(秦统一中原前),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

一般史学界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春秋战国分界线。关于春秋战国断代,历来说法不一:或以《春秋》绝笔之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春秋下限;或以周元王元年(前475年)为战国始年,或以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

得名由来。春秋战国来源于春秋和战国两部分,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据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的解释,春秋意指春去秋来,以编年体形式记录史实。

而战国的来源是《战国策》,是国别体的史书,作者是西汉的刘向。

文字。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春秋战国的背景及其各种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政治社会背景。

作为对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先秦史有意义的认识理解,我们必须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的动荡对汉民族许多形形色色的变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约在公元前1046年[2] ,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紧密盟友和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约170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七国中包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政治变化。在周朝创立时的贵族成了世袭的统治家族的创始人,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脱离了周统治者的羁绊。特别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从西往东迁移后,它的统治者们终于被它以前的属国所漠视,甚至实际上被遗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后灭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那个时候以前,原来受周朝领导的诸侯国早已发展成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了,但它们之间互设军事和关卡的壁垒,随时准备搞纵横捭阖,时而进行战争,时而议和。

同时,在各个国家内部,有几国政权日益集中,损害了臣属于它们的世袭的土地拥有者和官员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国土组合成名为郡、县的新行政单位。这类单位通常由该国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禄的郡守和县令分别管理,郡守和县令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的职位一般也不是世袭的。开始时这个制度可能是为管理新殖民的或从别国新夺取的土地而设置。但是逐渐地,它可能终于用于国内封地拥有者的土地,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而受到了限制。

县是这两种单位中较早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88年的秦国。但是有理由对这个时间提出疑问和认为这种行政实体实际上可能发端于南方的楚国,在那里县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远比县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现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国。郡有军事渊源,这与县相比要明显得多,它使新获得的边境土地置于国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况下,县似乎由世袭的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在一开始,郡被认为不如县重要,因为它地处边陲;但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很快逆转。县终于形成了从属于郡的一级行政单位。到周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郡可以划分为一个到二十几个县。郡县制对秦帝国和后世历史的重要意义将在下面讨论。

技术变化。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人口变化。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尽管同时战争加剧了。在战国时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利用了这个材料。(附录3将讨论这个数字及其他有问题的统计数。)

军事变化。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绰云编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战车的作用(在不规则的地形中战车总是难以驾驶的)大为降低,而群体步兵的作用则相应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世纪末,中国人(特别是公元前307年的赵国)从亚洲腹地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的骑射术。很可能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弩,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兵器。军事技术的其他进展包括与攻防有城墙的城池有关的那些战术改进。

从计量的方面说,出现了关于战国时期后期军队规模报道的可信性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与大战的伤亡数有关。在附录3中,对这两个问题都要作更详细的讨论。

行政变化。在秦和几个同时代的诸侯国中,与上面提到的政治变化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朝着更加周密的中央政府制度和机构发展的趋势。担任的职务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总之,这种官僚管理形式的发展趋势将成为中华帝国的最突出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秦使用这些技术的情况将在下面屡次提到。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革新是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这种法律日益代替了传统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认的那些称之为“礼”(此字有不同的解释,如“传统习俗”、“礼貌行为的通例”、“礼仪仪式”等)的习惯行为的准则。最早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郑国把刑书刻在一套青铜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秦国,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孝公及其顾问商鞅时期进行的。

从“刑书”一词的字面看,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质的。并非所有国家都颁布过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也不是同样地施行于各阶层的人民。但是,它们的出现,与其他行政变化一起,在创建一个官僚帝国的逐渐加快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张朝这个方向变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后世称之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采纳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动无疑是它能够从诸侯国向帝国发展的主要原因。

权力关系变化。不应假设,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权力或为自己购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经统治诸侯国或拥有地产的贵族的后裔。相反,变化的动力在最高的政治阶层导致了越来越厉害的社会变动。许多旧的贵族门第衰败或消失,而被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所代替,这些人血统上与最高层的家族没有直接关系。

这些青云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许绰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

约在最后一个世纪,社会出身不明的人的队伍由于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们的财富能使他们取得土地和权力——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这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农业关系变化。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象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

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为一种猜测。

工商业的变化。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和4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早在公元前336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象谷物和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思想变化。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起,周代的最后三个世纪出现了成体系的思辨思想,它主要体现在六七个思想学派中,但别的不容易归于任何学派的个别思想家也表现出这种思想。这些学派和思想家可能主要来自正在兴起的士的阶层,他们的讨论和著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个时代有力的变革使之成为如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为了方便,这一章将使用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名称来称呼这些思想结构,虽然通常被贴上这类标签的周代思想家可能并不象汉代的学者那样觉得他们属于最早由汉代学者划分的各具特色的那些独立“学派”。

在许多新的思想倾向(经常发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学派”)中,这里只能列出很少的几个:(1)倾向于放弃关于天地运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话的旧解释,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趋势(如道、阴阳、五行)作出的解释。(2)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即高贵的出身再辅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从而使他能当之无愧地承担十分重要的统治任务。(3)但是由于统治权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世袭的,于是相应地强调训练一个受教育的非世袭官吏阶级,以充当统治者的顾问。这一强调标志着断然背离了任职只取决于良好的出身这一传统的观点,同时朝着根据竞争性的考试吸收官员的中华帝国文官制度的方向发展。(4)强调社会和谐的理想,虽然这种和谐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一强调的基础是,每个人准备接受他在一个有等级的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履行与那个地位有关的社会职责。(5)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最后一个主题所暗示的种种内容可以追溯到周初时代,这在政治上表现为普天之下不能有二主的思想。(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在晚周时期,它构成了与前面《政治变化》一节中讨论的那个朝中央集权发展的政治运动相对应的思想。这样,它给这个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和将军们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根据,以便进行最后导致形成帝国的日益加剧的军事斗争。

春秋五霸是指哪五个人?

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这五个人。

齐桓公。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齐桓公是公元前685年即位的。他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

春秋首霸--齐桓公。由于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他的威信由此大增。公元前651年,他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

晋文公晋文公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领楚、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了齐国和秦国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便选择战机,命令部队向后撤退九十里。古代军队行军三十里叫做一舍,九十里就是三舍。晋军“退避三舍”,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省憋县)。城濮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公元前632年4月, 晋楚两军开始决战。晋军诱敌深入,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城濮之战创造了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的著名战例。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宋襄公。宋襄公一心想成为霸主。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六三九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同时又认为自己的爵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已莫属。但是楚成王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最后宋襄公被楚国抓走后又放掉。急功近利,空讲仁义的"仁义之师"成为千古笑柄,宋襄公的霸业不过昙花一现。

楚庄王。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强盛。齐国宏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又成为中原霸主。

秦穆公。晋国称霸的时候,西部的秦国也强大起来。秦穆公企图向东争霸中原,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吞并十几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史称“称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以后,吴国、越国相继强大, 争霸于东南。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进攻越国,围困越王勾践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迫使越国屈服。接着又打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与诸侯会盟,争得了霸权。

越王勾践。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立志报仇,经过几十年努力,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膝县),成为霸主。

诸侯大国争霸,说明了周朝王权的削弱。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周朝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第一张图片)现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了。周朝奴隶制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

作为霸主,一本国经济要发达,二实力(指军事)强大。而且对于霸主本身也要有一定的魄力。宋襄公无才无能,不是名副其实的霸主。

另,春秋五霸向来说法不一。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见初中历史教科书),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或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

春秋战国巨商——猗顿

战国时大工商业者。原是春秋时代的鲁国的贫寒书生。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母畜)。猗顿千里迢迢来到西河(今晋南一带),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营盐业,十年之间,成为与陶公齐名的巨富。

猗顿,战国时魏国人,猗顿是其号,姓名与生卒年代已无可考。他是我国战国初年著名的大手工业者和商人,为山西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饥寒交迫,艰难地生活着。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将另一谋巨的富国之策用之于家,遂辗转至当时“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东定陶),“治产积居,与时逐”,19年间获金巨万,遂成大富,因号陶朱公。骑顿羡慕不已,试着前去请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与密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浙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于是,骑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徒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尤其是猗氏县南 20里处的对泽,为一片面铲很大的低洼地区,水草丰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场所。猗顿最初就在这里放牧<史载该地明清时尚存有猗顿宅和猗顿墓)。

由于猗犄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 “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号猗顿。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骑顿能以畜牧而富拟王公,其畜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他为当时晋南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以牛羊而致富的过程,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个手工业者兼商人。

战国时代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然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别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让“民”去经营,但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手工业者,而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因为这种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正如《盐铁论·禁耕》所说: “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顿即属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开发河东池盐,而直接生产者当是依附于他的贫民、雇工等。

雍正《敕修河东盐法志》卷一说:河东池盐为“池水浇晒之盐,可直(接)食用。不须涑治,自成颗粒。”即将池水挠在地上,凤吹日晒后即可成为颗粒状食盐,不需要煮炼。 因此,《左传·成公六年》中称其为“国之宝”。正因为河东池盐为天然之美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猗顿便不断扩大池盐的生产与销售规模,使他成为当时我国著名的大富豪。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关于猗顿开凿运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资料的佐证,我们只好存疑,这里仅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可能性,从客观需要方面讲,开凿这条运河,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客水(外来之水)浸入,破坏池盐生产。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此后永丰渠的开凿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从地形上看,这—线地势平坦,无山石阻隔,工程难度不大。从生产力水平考虑,当时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大大增强了人们开发水利的能力,春秋时吴国开凿的邗沟、战国初期魏国邱地开凿的12条引漳水渠、魏惠王时开凿的鸿沟等足以证明猗顿时已有能力开凿那条运河。从财力上讲,猗顿当时己成巨富,有力量兴修运渠。当然,历史事实需要充分的资料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汜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猗顿对珠宝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以致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沦。由此可以推测,猗顿在经营池盐的同时,可能还兼以贩卖珠宝,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倾国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彤响很大。《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 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并可与王势并提。

上述事实表明,猗顿对山西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和河东池盐的开发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业发展史上也占着重要的地位。他是山西地区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大手工业者和大商人,是山西经济史上的重要人物。其穷则思变,辛勤开拓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的。

工匠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

春秋战国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渡的时期。社会动荡、社会变革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工匠,也叫手工业者,这个特殊的群体,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在发生变化。

最早的工匠,一般都是世代为奴的。而此时,他们正在逐渐分化为三类不同地位的人:第一类是个体工匠,社会地位相当于平民;第二类是地位较高的独立手工业者;第三类仍是奴隶身份的工匠。这一分化是历史的必然,工匠逐步摆脱奴隶的枷锁也是那个时代的的主要特征。

夏商,特别是商后期,出现了不少关于工匠的记载。

当时,战俘被大部分保留下来作为生产奴隶,他们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叫做“工”。西周时期的手工业基本上由官府经营,《国语晋语》中有“工商食官”之说,工匠就是官府奴隶。因为工匠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和技能,所以工匠多半世代相传,即所谓“工之子恒为工”。这是早期有关工匠的记载。由此可见,春秋前工匠的身份还都是奴隶。这一时期,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同农业奴隶一样,是一种集体合作生产。

随着生存力水平不断提高,工匠从合作生产中出来单干便成为可能了。

春秋及其以后出现了大量带有商业性的个体工匠。其中一部分人是小农性的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男耕女织”(《墨子非乐上篇》),“织萉屦、结置网”(《吕氏春秋尊师篇》)。而另一部分成了个体经营的工匠,《墨子节用中篇》说到车工、皮革工、陶工、冶金工、木工等等。这些个体工匠同时又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故被称为“工肆(市场)之人”(《墨子尚贤上篇》)。

据记载,当时宋国有做鞋子的工匠,有自己固定的住宅和主顾(《吕氏春秋召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也提到,宋国还有自己酿酒开酒铺的小商人;郑国也有集市上摆鞋摊的商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等等。

很明显,这些个自产自销的工匠应该不再是奴隶,而是比较自由的平民。以生产日常生活用品为主。

不过,即便是已经成为自由民的工匠,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他们时常受官府的无偿役使。就是到了战国,一些铜器上常有“铸客为某某府为之”的铭刻,所谓铸客,便是被役使的工匠(《战国史》)。《搜神记》上说,干将为楚王铸剑,由于逾期而被杀掉。

在“工商食官”的牢笼被逐渐打破的同时,一部分技术高超的工匠,其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突出的人物要数鲁国的木匠公输般了。公输般,即鲁班。他的先祖本是世代奴隶工匠,到他这一代时,便已经是自由的手工业者了。他早年在鲁国干活,后来又去了楚国。从他发明战争武器“云梯、钩强”之事来看,他决不是地位一般的工匠。

鲁班有位好朋友,就是墨子。墨子可是当时的名士,“墨家”的创始人,专门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墨子能够成为鲁班的朋友,也说明了鲁班不是一般的工匠可比。当然,像鲁班这样同“名士”常相往来的工匠毕竟凤毛麟角。

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总有它的不均衡性,因而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使每一个奴隶工匠都成为自由民。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公园前589年楚国伐鲁,鲁国曾以“执斵、执铖、织维(木工、裁缝工、织工)皆百人”作为贿赂送给楚国。这些作为贿赂品的工匠无疑都是奴隶。

就是在战国时期,封建制比较完善的时候,封建国家也有专门经营和管理手工业的“府库”等部门。特别是一些重要工业和大工业领域,皆为官营工业,其中工匠同徒隶和罪徒一起劳动,这些工匠一般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当时还有豪民所经营的大手工业,主要是冶铁业和煮盐业,使用的劳动力,“大抵尽收放流人民”和“僮”,这些工匠大体仍处于世代为奴的“食官”状况。

奴隶制时代,工匠对于奴隶主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奴隶主除了从农业奴隶那里获得粮食外,其他一切生活资料都必须由工匠供给。此外,工匠还必须担负国家军工、城建等重要工作。当时,有着世传专门技能的工匠历来受到各国君主的重视。如周公教导康叔,对违反禁酒令的人要杀无赦,但对违禁的工匠却可以赦免(《尚书酒诰》)。春秋时管仲任齐相,改革行政和军队,曾经规定六个工商之乡可以不服兵役。

也是因为手工业生产对当时社会和国家的重要作用,使得奴隶制度比较强的国家以及比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奴隶工匠不能尽快地成为自由民。这是第三种奴隶身份的工匠存在的直接原因。

然而,生产力水平毕竟越来越高。工匠的奴隶身份很难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了。部分工匠首先从一些薄弱的生产部门解放出来。工匠自身要求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动力是很大的。《左传哀公十七年》记录,公元前478年卫国工匠暴动,由于“公使匠久”,愤怒的工匠包围了宫门,吓得卫庄公跳墙而逃。

与此同时,新兴的封建地主政权依赖的是高效有创造力的手工业。为了提高工匠的劳动积极性,鼓励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官府允许工匠自产自销,允许逃亡的工匠定居下来,官府每年向他们征收税赋。这就是社会变革的直接成果。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手工业自身的特点,也由于社会发展的差异,工匠,便像农奴和农民一样,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身份,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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