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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

2017-7-18 09:3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3| 评论: 0

摘要: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同中央政权争夺统治权的战争,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因为唐玄宗晚年不管朝政引起。由于发起叛乱者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为主,故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背景

唐代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安史之乱发生后,对唐朝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藩镇崛起。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 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皇室隐忧。

外重内轻。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玄宗怠政。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自保和升官拜杨贵妃为母亲。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河北胡化。唐太宗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一带,河北于是成为胡人杂居之地。当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汉文化影响很浅,因此与唐室的中原关系疏离。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将相不和。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15万的兵力,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为什么会爆发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 。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内部矛盾。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全过程是怎样的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国家长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民疏于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安禄山从范阳起兵,长驱直入,至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10]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准备防守,接着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室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想尽快平定乱事,加之杨国忠痛恨哥舒翰因此借刀杀人挑唆皇上,迫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惨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

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灵宝之战。756年(天宝十五年)六月,灵宝之战爆发,安禄山部将崔乾佑于灵宝(今属河南)西原大败唐兵马副元帅哥舒翰军,夺取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是著名伏击战,史称“灵宝之战”。

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唐玄宗在洛阳失守之后,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起用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军20万,镇守潼关。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作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远来,利在速战;官军凭借潼关天险,利在坚守。故主张在潼关据险固守,以打破叛军的速决企图,待其兵力削弱,内部发生变乱时,再大举反攻。郭子仪、李光弼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但是,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意在谋己,便对唐玄宗说,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玄宗轻信谗言,便连续派遣中使催哥舒翰出战。

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庞忠等率10万大军继后,另派3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这时,崔乾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逃回潼关。唐军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初九,崔乾佑攻占潼关,哥舒翰被部将挟持至洛阳,投降了安禄山。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唐玄宗错误估计形势,拒绝采取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方针,过早地出关反攻,结果造成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急转直下。崔乾佑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因而取得大胜。[11]

肃宗即位。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区)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睢阳之战。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至十月,唐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等率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是抗击、牵制安禄山叛军的著名城市攻坚战,史称“睢阳之战”。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为安庆绪手下之名将,率领大军扫荡河南,此时河南城镇纷纷陷落,惟有军事重镇睢阳未陷(睢阳即今商丘县地内)。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因宁陵城小,难以抵强敌,故张巡率兵3000自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6800余人。尹子奇全力攻城,张巡率领将士,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之内打退叛军20余次进攻,连续战斗16昼夜,共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守军士气倍增。许远因张巡智勇兼备,于是自己守城,将作战指挥交张巡负责,自己担负调运军粮,修理战具等后勤保障工作,战斗筹划都出于张巡。两人密切配合,使叛军久攻不下,只能围而不攻。

睢阳之战,张巡从757年1月开始,到757年10月陷落,最后,终因病饿力竭,寡不敌众,城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36人遭杀害。苦撑了十个月,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保江淮免于战乱十个月。而睢阳之战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以不足万人之众,屡败贼兵,无一败仗,杀伤贼兵十几万人,而敌首领也非无能之辈,这从尹子奇被张巡射瞎一目,而又因为壮其义、爱其才,欲要招降张巡,可见不一般了。睢阳之战,尹子奇为报屡败损目之仇,使安庆绪前后大兵几十万人被张巡所牵制。如此方使唐朝能够反攻、使郭子仪能够从容收复两京。

当时,朝廷仅剩下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着,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如果失守,运河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张巡、许远守睢阳,兵力最多时也不满7000,前后400余战,竟然歼灭叛军12万人。睢阳坚守10月之久,在此其间朝廷不断地得到江淮财赋的接济,已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前一个月已收复西京长安,在睢阳陷落后10天又收复了东京洛阳,叛军再也无力南下。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10月之久。

安禄山被杀。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通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正月五日 (1月29日) 夜,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串通,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准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却没能摸到。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由严庄。”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享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分。随即继承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安庆绪杀父安禄山后,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至邺城(今河南安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邺城之战。唐乾元元年(758)九月至二年三月,唐军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安庆绪部,与其援军史思明部交锋时被狂风惊散溃败的作战。

唐至德二载(757)十月,在陕郡之战后,安庆绪仅率1300人从洛阳逃往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唐军遂收复洛阳城,并遣军攻占河内(今沁阳)等地,迫降安将严庄;陈留(治今开封)军民杀安将尹子奇归唐;唐将张镐率兵收复河南、河东郡县。但肃宗忙于迎太上皇还都,未及时遣军追击安军残部。安庆绪至邺后重整旗鼓,旬日之间,其将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田承嗣自颍川(今河南许昌)、武令珣自南阳(今邓州),各率所部至邺城会合,连同安庆绪在河北诸郡招募的新兵,共约6万人。安庆绪忌史思明势盛,于十二月遣使至范阳(今北京城西南)调兵。史思明囚安庆绪使者,以其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被授范阳节度使;半年后复叛。安、史两军虽已矛盾重重,但对唐军仍构成威胁。

乾元元年九月,唐肃宗命郭子仪、鲁炅、李奂、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领步骑约20万北进主攻安庆绪,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十月,郭、鲁、季、崔等部先后北渡黄河,并李嗣业部会攻卫州(今河南卫辉),以弓弩手伏击而逐,大败安庆绪亲领7万援军,克卫州;旋又趁势追击,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击败安军,先后共斩其3万余人。安庆绪退回邺城,被唐军包围,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许以让位。

史思明率兵13万自范阳南下救邺城,先遣步骑1万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声援。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崔光远夺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观望。二年正月,李光弼建议分兵逼魏州,各个击破史军,鱼朝恩不纳。二月,唐军围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四月不下,师老势屈。史思明率部向唐军逼进,并截断唐军粮运。三月初六,号称60万之唐军,布阵于安阳河(今河南安阳北)之北。史思明亲领精兵5万与唐军李(光弼)、王、许、鲁等部激战,双方伤亡甚重。郭子仪率军继至,未及列阵,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两军皆大惊而退。唐军南撤却一退不可止,郭部退保洛阳。其余各节度使兵退归本镇。史思明收集部众驻邺城南,诱杀安庆绪及高尚、崔乾祐等,入城兼并其军,遂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自还范阳。此战,唐肃宗待安庆绪逃至邺城一年后才下令攻讨,发兵数十万竟不设元帅,无统一节度;久围城不下,粮秣不继,军心不稳,终于酿成一次大溃败。

史思明复叛。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在安庆绪杀父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欲找机会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驻守,安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范阳本是安氏老窝,安禄山从东京和西京所掠珍宝,多半都运往这里存放,已是堆积如山。渐渐地,史思明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庆绪节制。

史思明向唐廷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肃宗得报大喜,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唐肃宗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但由于肃宗的孱弱和猜忌,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 九节度使之60万大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平定乱事。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的造成了哪些后果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社会混乱。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

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有的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有的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剥削加重。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19] 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边疆不稳。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经济重心南移。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西域独立。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叛乱,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 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 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请求河西援军一万人,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768年(大历三年)左右,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对守军大加赞扬。

其实就历代原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已深入唐朝心腹地区,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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