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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三位主要领导人如何铸就“军魂”

2017-8-10 21:07| 发布者: redadmin| 查看: 56| 评论: 0

摘要: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临时拼搭起来的主席台上,坐着红军第四军的三位主要领导人:前敌委员会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和政治部主任陈毅。或许当时不会 ...

1929年隆冬时节,闽西山区大雪纷飞,山野和村庄成了一片冰雪世界。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临时拼搭起来的主席台上,坐着红军第四军的三位主要领导人:前敌委员会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和政治部主任陈毅。或许当时不会有人想到,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人们也并不清楚,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产生,蕴含着一代共产党人怎样的智慧和心血,经历了怎样的艰苦追求,乃至深刻的思想交锋。

毛泽东

红军存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

一年以前,也是这样的寒冬腊月,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无奈而又必须的选择,同朱德、陈毅一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因为他们的力量难以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那是一次充满艰险的征程。在向赣南转移的半个多月里,部队连续遭受敌人包围袭击,屡战屡败,几至陷于绝境。直至瑞金大柏地绝地反击赢得胜利,并且在吉安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合,才改变了被动的局面。此后毛泽东率部掉头东向,向闽西进发。

那时候,36岁的毛泽东对于未来去向和归宿并不明朗。他的哲学是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实践中探求生存与发展之路。

3月14日,红四军一举击溃福建军阀一个旅,夺取汀州,开启了创建中央苏区的第一幕。在以后短短六七个月,行动节节胜利,连克龙岩、 永定、上杭,创建了中央苏区最初的版图。

然而,在闽西80万农民“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庆声中,在红军迅速发展攻城略地捷报频传的日子里,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自身建设,特别是关于党对军队领导以及如何领导等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人批评前委权力太大,也有意见认为党的领导“家长制”“党管太多”。显然,这些意见的指向,就是毛泽东,说得明确一些,就是指向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和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些意见对于红军建设的伤害,甚至感受到了面临的危机,遂决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来讨论,究竟红军要不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认为,这是必须且不容置疑的原则问题。

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还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三个原则:“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在)党内绝对无自由”,否则就动摇了党的领导。然而,他的主张并没有被完全接受。有些意见甚至受到激烈的反对,称“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了”,党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党员有自己的自由,难道“一支枪也要过问吗?”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发现自己的主张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甚至感到有些沮丧,向前委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前委并没有接受,但要求他书面陈述自己的主张。

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都在思索。他从红四军成立一年多的历史里,看到了党对红军的领导逐渐增强,引领红军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发展路径。但正因为党的权威的加强和领导的巩固,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日益受到束缚而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再加上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从“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导致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抬头。6月14日,毛泽东用公开信的方式全面阐释了他的意见。他坦率指出,当前红四军党内存在有14种错误倾向,其主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其它问题都由此而产生;呼吁党内同志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作斗争,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否则“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

毛泽东的公开信引起了红四军党内的极大震动,有赞同,有反对,有不理解,也有观望。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党内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大多数还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看不到毛泽东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和红军面临的危机。

“七大”落选前委书记后,毛泽东身心俱疲,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离开红军到地方指导闽西苏区的工作,但随之而来的恶性疟疾又把他击倒在病床上,开始了在担架上和丛林中颠沛转战的艰难岁月。

事实上,毛泽东仍然在思索,在战斗。虽然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深处,他却始终把握着中国革命的脉搏和前行的方向。在那样艰难和孤寂的日子里,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还写下了心情畅快、意气豪迈的诗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三四个月过去,已是初冬时节。朱德、陈毅接连派专人前来,传达中央重要指示,催促正在上杭县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从中央“九月来信”中获知,中央完全支持他关于红军建设的各项主张,指示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召开党的会议,纠正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确立党对红军的领导,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重任。

毛泽东收拾行装,立刻出发,重回集结在汀州的红四军,与朱德、陈毅会合,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转入思想整顿和军事训练,同时在党内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全面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根据中央的指示,集中全军的智慧,总结建军两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这份18500字的决议,在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上获得一致赞同,成为后来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

朱德

努力建设具有新生命的党

红四军军长朱德,当年43岁,是军中最年长的前辈,深受指战员的尊崇爱戴。他与毛泽东所走的革命路径并不相同,却在1928年春天在井冈山走到了一起。这支以他们二人姓氏冠名的“朱毛红军”,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红色武装的一面旗帜,也是他们亲密无间、不可分离的象征。曾经采访过两人的美国记者韦尔斯形容他们是一对“孪生天才”“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政治头脑,朱德是他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他的生命。”

他与毛泽东从不佩枪不同,他总是枪不离身,身边跟随着配备机关枪的警卫,必要时甚至直接指挥单个战士作战。1928年6月,朱德率领陈毅、何长工等一批将领和由240名共产党员组成的10个战斗集群,打响攸关井冈山存亡的七溪岭战斗。战斗中,他亲自端起机关枪,冲锋陷阵,大获全胜。

然而,天下没有常胜将军,朱德也经历过多次刻骨铭心的失败。特别是1929年初向赣南转移途中在吉潭圳下村遇险,他的夫人伍若兰被捕牺牲,给他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面对红四军成立以来党内第一次出现的重大思想分歧和原则争论,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毫无疑问,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朱德从不怀疑,从不动摇。然而对于党的领导方式、领导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3条最高原则,他有自己的解读。根据前委的要求,朱德也把自己的意见公之于众。朱德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否则必然会使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表示不仅不反对这一原则,而且认为红四军在这一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另外,朱德还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只有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体党员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朱德呼吁大家积极努力,纠正党内各种错误,“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应有尽有的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

红军党内的民主作风虽然有过于宽泛之弊,却也有利于各种不同思想的交锋与相互切磋交流。在随后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各种意见得到了充分的阐述。然而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和长期积淀的意见,会议的主持人陈毅深感力不从心,难以达成一致,只能把这些意见汇总报送党中央,随后又亲自前往上海向中央作详细的报告。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毛泽东到地方指导工作和养病,陈毅前往上海,红四军的重任落到了朱德一人身上;而国民党军又大军压境,紧紧相逼。朱德别无选择,挑起了这份重担,指挥红四军五千将士,一举挫败了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继又攻占号称“铁上杭”的闽西重镇,红四军发展到七千人。一时兵强马壮,军心大振。随后他又奉中央命令出击广东东江,然而两进梅县,两度受挫。朱德感到疲倦了,红四军的力量也被削弱了。特别是在出击梅县途中,他视为“出色将领”的第二纵队司令刘安恭以及200多名将士牺牲,他为此深感痛苦。后来,他曾与史沫特莱谈起这件事情时说,“我们每一个士兵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占领上杭以后,朱德曾经积极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但是因为条件不成熟,毛泽东又因病不能应约到会,政治上缺了中心,会议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如今梅县失利,毛泽东、陈毅尚未回到军中,朱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热切期盼他们早日归来。

待陈毅穿越层层封锁,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从上海回来后,朱德重新审视自己的行动和理论,找到了自己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毛泽东坚持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他自己提出的“建设新生命的党”主张的结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契合,在毛泽东回红四军以后,朱德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先前党内争论的那些分歧,同毛泽东、陈毅一起,共同承担起对红四军的整顿,全力一致地做好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陈毅

请毛泽东复职责任重大

坐在古田会议主席台上的陈毅,时年28岁,是当时红四军3位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的革命资历却很深,同朱德一起率部上井冈山以后担任过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原副部长萧克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中这样评价陈毅:他性格开朗、豪放、豁达,不记仇,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地位,真可谓是能上能下,亦文亦武”。陈毅的这种秉性和品格,决定了他在红四军的地位和对古田会议召开所发挥的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早康会议之后,陈毅接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从此担起了处理红军党内纷繁复杂的公私矛盾与思想争论。特别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各级干部几乎天天开会,大家反复争论“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得不出一个令大家信服的结论。最后大家觉得还是交给党的代表大会来作出回答,停止争论。于是,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重任,落到了陈毅的肩上。

坦荡直率的陈毅,对于这场争论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争论双方各有长短,不想站哪一边说话。在他的主持下,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只开了一天。最后陈毅作总结,对“党内争论问题”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这样做固然过于简单化,效果也并不好,但在当时条件下,陈毅找不到两全之策。1971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次会议时说,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希望红四军更团结,不能分裂,但结果却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和稀泥,实际上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难怪要被毛泽东批评为“陈毅主义”。

会议结束时选举新的前委,陈毅当选为书记,而毛泽东却落选。事实上,担任前委书记并非陈毅所愿。在他心目中,这一职务除了毛泽东,无人可以替代。怀着复杂无奈的感受,他登上了从厦门开往香港、转往上海的邮轮,向中央去作详细汇报。

到达上海后,陈毅按照中央的要求先后写出了总共大约5万余字的5份书面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完整描述了红四军组建以来一年又三个月的主要活动、历次战斗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对红四军的组织机构、党员数量与阶级成分、战略战术的运用、军队编制、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等所有问题,写得十分翔实。更为重要的是,陈毅的报告对于红军党的建设与党内思想状况,以及最近发生的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作了客观公正的介绍和说明,直率地表达了对于这场争论的主张和处理方式,并且再次重申自己不能胜任前委书记的理由,建议中央派人前往担此重任。

陈毅的报告,体现了他坦诚公正的秉性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中央作出准确判断和决策,最后形成“九月来信”,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周恩来把“九月来信”交给陈毅,郑重叮嘱他回去请毛泽东复职。陈毅深知,目前他仍然担任着前委书记的职务,周恩来要他请毛泽东复职一事责任重大。他日夜兼程,赶至广东梅县松源与朱德相见,共商大事。经过一个月的上海之行,陈毅自认为进了一次“训练班”,思想境界有了新的飞跃。他向朱德表示,毛泽东批评“陈毅主义”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我向他作检讨,他一定会回来”。陈毅是真诚的,立即就这样做了。而毛泽东在连续接到陈毅和红四军前委的信以后,重回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岗位。可以说,陈毅圆满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

周恩来

必须从政治上确立正确路线

1928年10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朱毛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是周恩来萦系心头的大事。因为他也是这支部队的创造者之一。许多他曾经的部属,都是这支红军的中坚骨干。他为这支英雄部队的每一次胜利而兴奋不已,为部队遭受的挫折而焦虑不安,无时不在关注着他们的行踪与成败。

得知朱毛红军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迭获胜利的形势下,红军党内在关于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而纷争不息,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详细地听取陈毅的口头汇报,又阅读了陈毅的5份书面报告之后,对于红军党内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争论的不同意见,有了充分的理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以及如何化解红军党内分歧,指导这支队伍更加健康地成长,使之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典范,中共中央必须有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答复。历史的命运似乎已经决定,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只有周恩来。

鉴于红四军问题关系重大,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安排,由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和另一名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同陈毅一起组成三人委员会,周恩来为召集人,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三人经过反复研究分析,探求解决的办法,形成了统一的意见,由周恩来向陈毅作了详细的阐述,要求陈毅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共9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十分重要。特别是其中关于农村红军发展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红军的任务、红军党的组织原则与领导、红军党内错误思想等方面的指示,对于解决红军当前实际问题的作用尤为突出。

周恩来认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不容怀疑,否则就是脱离实际的十分危险的“取消观念”,应当予以坚决斗争和肃清。周恩来还认为,红军的任务有三,即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农民实行游击战争,并扩大红军;扩大游击区域及影响于全国。如果红军不能实行这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周恩来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必须着眼于红军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不要提“党管一切”,避免包办一切;周恩来又指出,红军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因为党内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周恩来特别强调,纠正党内错误倾向,必须“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指出红军党内存在有削弱党的领导,助长极端民主化以致是非不分的错误,要求纠正各种错误倾向;恢复并维护朱德、毛泽东两位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毛泽东重回前委,仍应为前委书记。

周恩来把这封指示信交付陈毅,要他马上出发带回红四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正是这封“九月来信”,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指出了红军存在的问题,解决了红军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矛盾与争论,加强了红军党内的团结,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支持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理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周恩来虽然没有来到古田会议的会场,古田会议决议却刻下了他的功勋:“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伟人已逝,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成就了今天人民军队建设不朽的丰碑。回望历史,我们好像又见到了他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还有许许多多红军的将领和战士们,风华正茂、神采奕奕、年轻有为。为了同一个信念,为了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他们探求真理,浴血奋战,甚至捐躯沙场。现在,他们的目标实现了,他们都是这历史长河中创造奇迹的英雄!(蒋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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