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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故宫的“开端”:有人欢喜有人愁

2017-8-10 21:07| 发布者: redadmin| 查看: 61| 评论: 0

摘要: 从此参观故宫博物馆就成为京城民众和外地来客的一件大事。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想看看昔日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所谓的“博物展出”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也有人对故宫有所忌惮,比如黄郛。另外,鲁迅对清室绝无一点好感, ...

1920年代,燕京大学组织参观故宫(古物陈列所)。

故宫博物院有好几个生日:1914年10月11日,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外廷开放,称它为初具规模的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并不为过;而故宫博物院真正对外开放,其实并不是在1925年的双十节,而是1925年4月12日。

一、故宫博物院的开端

爱德华·萨义德在《开端:意图与方法》(三联书店2014年,章乐天译)一书中分辨了犹太-基督教背景下开端(beginning)和起源(origin)的意义。他说,所谓开端,是与起源相对的概念,前者是世俗的、人造的、不断得到检视的,而后者是神学的、神秘的和有特权的,不容置疑;正因为开端是一种流动的思想,是一种现代的创造性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构的,有意识地产生意义和区别,并成为后来的文本的依据。因此,萨义德在beginning的后面加了一个“s”。这复数的特点,在中文里就不大显现得出来。应该说,故宫博物院有好几个生日,确定1925年10月10日为正宗的生日,是有意造成差别的。因此这一生日是人造的,属于萨义德所说的开端。既然如此,它就应该不断得到检视,不然开端就转化为不容置疑的起源了。

紫禁城在历史上以乾清门为界分内廷与外廷(也称内朝、外朝)。中华民国成立后,已逊位的清室将主要用于大典的外廷“交”袁世凯政府使用。据李宗侗回忆,当时位于外廷北端的保和殿后修有一条围墙,围墙以北即为溥仪宫禁,但是文华殿以北的文渊阁和内阁大堂、实录库等(都在外廷)仍由清室管理。1914年10月11日,归民国内政部管理的古物陈列所在外廷范围内开放,展出盛京(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藏品(两地运京文物23万余件,大都存放在利用美国“退还”庚款20万元兴建的宝蕴楼),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以及太和门东西两边的文华殿和武英殿均存放了来自两地的文物,参观者由东华门和西华门进出(一度午门也用作该所的大门)。鲁迅在当月24日日记上记载:“游武英殿古物陈列所,殆如骨董店耳。”(《鲁迅全集》,第1卷,360页至361页)鲁迅对文物展出的方式大为不满,用“殆如骨董店”几个字来形容一种散漫无序的惰性。尽管古物陈列所不具备欧美博物馆的专业水准,但是称它为初具规模的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并不为过。因此现今的故宫博物院的生日可以提前到1914年,当时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大总统袁世凯也是有功的。内廷的故宫博物院诞生于1925年双十节,与比它年长十一岁的古物陈列所和平共处二十余年,要就藏品的规模、等级而言,前者当然在后者之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就有意将两者合并,但是合二为一的工作非常繁复,一直到1949年春才告竣。这两个文化机构当初在风度(也可以说政治姿态)上是有所差别的。

古物陈列所的开办得到清室的合作,文物从承德、沈阳运往北京,没出大的差错(热河盗宝案又当别论)。民国政府开办古物陈列所时对清室表现出尊重,内政部总长朱启钤在清室内务府盛京行宫总管金梁的参与下将展览办成,可见古物陈列所得到清室的承认和支持。1926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文物鉴定委员会为所藏文物登记造册,编写目录,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档案材料。曾充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也是该委员会成员。如果古物陈列所不能礼待清室,王国维必定会谢绝此职,不然他不会在死后得到“忠悫”的谥号。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全然不同。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托尼·贝尼特《博物馆的历史》中所说,博物馆也有其讲政治的一面。

冯玉祥在1924年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黄郛临时摄政内阁一周后成立(严格地说,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黄郛内阁应该从这一天开始成立),黄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说明曹锟还是合法总统)职。冯玉祥事前未与各实力派协商就拼凑起这个国民党色彩浓重的内阁,遭到各方抵制,两位奉系阁员拒不就任。奉军甚至进驻天津,将参与政变的第二十三师解除武装,师长王成斌避难租界。11月24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将黄郛内阁取代,得到各方承认。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是民国大人物,大陆史学界对他的重视程度还是很不够的。他是陈其美、蒋介石的把兄弟,“翰林总统”徐世昌的《欧战后之中国》实际上主要由他代笔,曾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鲁迅读过黄郛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1918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评价不错,还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引其一段关于习俗转移“说得很透澈”的话(《鲁迅全集》,第1卷,360页至361页)。笔者以为黄郛的连襟、社会学家陶孟和(二十年代中期的北大“正人君子”之一)也可能为这些著作出过大力。驱逐溥仪出宫,准备在内廷兴办博物院、图书馆,是黄郛内阁做的一件大事。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手下的将军京畿警备司令部司令鹿钟麟、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和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石曾三人带部分军警强行入宫,宣布单方面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所有宫内人员必须即日离开。在此过程中清室受到武力威胁,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溥仪被扫地出门。今年早些时候英国威廉王子访问故宫,他应该知道一些民国政府接管时的细节。此事在当时引起很多争议,如胡适在11月5日致王正廷的信中表达了摄政内阁欺侮弱小、不尊重法律的意思。14日,摄政内阁公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聘李石曾为委员长,委员会由政府方9人(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圭、陈垣、沈兼士、葛文濬)和清室方5人(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组成,当时未征询清室代表意见。李石曾于20日就职。清室善后委员会整整一个月以后(12月20日)才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决定23日开始清点清宫物件,清室诸位代表缴还聘函。段祺瑞执政府致函内务部,要求停止点查。李石曾不允,宣布按期开始点查(后因警察未到推迟一日进行)。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室代表缺席、合法政府反对的情况下启动了接收故宫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杨天宏先生做了迄今为止最透彻的分析(详见《“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37页至57页)。但是从结果来看,接收故宫确确实实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

1925年9月29日,李石曾召集开会,议决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及故宫博物院董事会名单,董事会由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敬恒、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石曾等21人组成,李石曾为董事长。又设临时理事会执行全院事务,有理事9人,他们是李石曾、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下建古物馆、图书馆。除了黄郛和鹿钟麟,其他几位都与博物院的日常工作相关。李石曾担任理事长,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应该注意的是张作霖不认可黄郛内阁,自然也反对李石曾一手包办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及背后的冯玉祥)接管故宫,但是此时李石曾请张学良和他的高参胡若愚任董事,说明双方的关系不再紧张。他们究竟如何达成默契就无法探知了(国民党政府在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10月组成新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任命理事27人,推举理事10人,此时张学良还没有“易帜”,但是他和胡若愚都是推举理事。国民党政府还是在暗暗“做工作”)。

两个星期不到,故宫博物院就正式开幕了,当时未设院长一职。从整个过程来看,李石曾的主导作用是不容否认的。黄郛夫人沈亦云在《亦云回忆》初稿讲到1925年夏阖家去见严修(严范孙),后者对驱逐清室出宫是有保留意见的:

在此以前六七个月,为溥仪出宫,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清室近支人员和民国共同组织,划分清室和民国公产与私产,属于民国者即后来的故宫博物院。这件事,开会通过,明令执行由摄政内阁。清帝出宫后,即贴上国务院封条,以昭慎重。摄阁是膺白所主持,但奔走此事和组织善后委员会,和人选,系李石曾(煜瀛)先生的努力。最初有人想到范老是双方所信服,拟请范老主持,范老不允,我看见范老复石曾先生信的,款称世仁兄,信说:人各有志,毋相强也。汪伯老[按指汪伯唐]在事先得风闻,曾来信劝膺白,但我不记得范老有信,后亦从不提此事。(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246页)严修和汪大燮都是故宫博物院董事,但是他们在李石曾组建清室善后委员会时都想与之保持距离。

故宫博物院在1925年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由庄蕴宽主持。李石曾报告筹备经过后,首邀黄郛演说。黄郛把博物院的命运与民国相联系:“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上册,234页)故宫博物院的存在已高度政治化了,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段祺瑞没有出席这一隆重的典礼,他不会受到邀请。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还没有来自外部的破坏者。

故宫博物馆真正对外开放,其实并不是在1925年的双十节。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春印行一份英语公告 (GUIDETO THE IMPERIAL PALACE,BULLETIN NO.1CENTRAL PALACE),写明博物馆开放的时间为1925年4月12日。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工作尚未告竣,不断有人要求访问,其中不少应该是外国人士。公告说明,从1925年4月12日开始,故宫对外开放,参观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下午1点到6点,下午3点游客停止入内。入场券可在登记处购得,门票一元一张,儿童也凭票入场。长官的侍从、卫兵,老爷的跟班、仆人,都必须购票。二十人以上团体需预先向委员会申请,以半价票入内。当时的参观路线是从神武门之内的顺贞门进出(详见下图)。还有一些有趣的注意事项,也是从中文翻译的:不许携带手杖和照相机;不许走出游览线之外参观;不许碰触或移动任何宫内之物;不许拆毁围栏和铁丝网;不许抽烟、吐痰;不许撕下门窗上的格栅和糊纸;不许攀折树枝和花朵。(前几年的首都机场里还有“做一个文明的北京人”的英译。)当时还有一条现在看来难以理解的规定:入口处查验门票,参观完毕门票收回。门票当日有效。

从此参观故宫博物馆就成为京城民众和外地来客的一件大事。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想看看昔日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所谓的“博物展出”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也有人对故宫有所忌惮,比如黄郛。沈亦云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显得格外小心,她强调黄郛去博物院三次,她都在场:“膺白对故宫,除溥仪出宫时,国务院的封条及以上决议,及介绍前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参加整理故宫书籍,其他善后委员会之人选,博物院之组织等等,均不与闻。博物院成立以前,我们都未到过其地,其后去过三次,我皆同往。第一次即马文[即马衡纪念黄郛文章]所记开幕典礼。第二次系应请柬参观,浏览一周。……第三次系关税会议时招待外宾茶会,我们只应酬而没有陪同参观。”(沈亦云《亦云回忆》,第2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211页)从鲁迅的日记、书信中看不出他曾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

二、鲁迅的忧虑和“公共的东西”

鲁迅1924年10月28日作《论雷峰塔的倒掉》,11月3日交孙伏园,在《语丝》创刊号(1924年11月17日)发表。孙伏园为这份新的刊物组稿时,正值黄郛内阁准备以民国的名义占有故宫,此举在旁人看来,有攮夺财物之嫌。如由奉军或段祺瑞执政府主持接管清宫一切事务,力主溥仪出宫的冯玉祥以及黄郛内阁诸阁员,恐怕就要抗议了。问题的实质并非从所谓的“共和”、“反帝制复辟”的“大义”而言是否应该收回故宫,而是由谁来办理。假如有着“三造共和”美誉的段祺瑞主持清宫接收,清室善后委员会势必施展各种手腕反对。鲁迅所说的“鲜明好看的旗子”还是遮不住主事者的权欲和私心。

《语丝》创刊号上三篇文章都以简单的反帝制、支持共和的“大义”来欢呼逊帝被逐,最长的就是钱玄同《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一文。该文作于11月6日(11月5日之前曾听闻消息?),作者还为废除帝号的溥仪设计好了名片,正反面均在文中刊出,最引人注目。钱玄同在文中甚至交代,此事因冯玉祥、黄郛、鹿钟麟和张璧“依了李石曾先生等明白人的建议”,才得以做成[《语丝》,第1期,第5版。顾颉刚1924年11月6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记载:“清室宣统帝于昨日被迫出宫,去帝号,此事系石曾先生向政府建议者。所遗下之物件拟组织委员会清理保存之。此事手段太辣,予心甚不忍。”见《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卷,550页。李宗侗也强调驱逐溥仪出宫“系李石曾先生及一部分学术界人所主张者”。见《李宗侗自传》,中华书局,2010年,147页。但是冯玉祥在张勋复辟时就“曾令炮轰紫禁城,因段祺瑞力阻,未能如愿”。他接着通电呼吁取消清室优待条件。鹿钟麟回忆溥仪出宫的文章第二部分小标题即为“冯玉祥决定废除‘小朝廷’”。见《驱逐溥仪出宫始末》,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00页。这次事件的政治后果是当时参与者未能考虑的]。有人反对修改优待条件,《语丝》(如第4期)即予以痛斥,不管是遗老、外国传教士(如李佳白)还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维护“王道根基”的佐木亮三郎等三位教授。

鲁迅对清室,绝无一点好感,但是他对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是放心不下的。他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在这特殊的背景下发表,另有深意。有的人读了,会很不舒服。前后两篇论雷峰塔的文章表达了两种心境。鲁迅在第一篇主要表示,法海和尚把白蛇娘娘镇在雷峰塔下,自己早就希望它倒掉。老百姓的同情心都在受压迫者一边,现在塔已坍塌,白蛇娘娘终于解放,应该庆贺。但是鲁迅在1925年2月初再写雷峰塔的倒掉,完全变换了视角,生出无限的忧虑。在后者,他更关心中国人如何对待公共财物,这是鲁迅与其他公开声援政府(黄郛内阁)的《语丝》作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请看这些例子:“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这段文字里的“完整的大物”用得巧妙。当时北京文化界人士,不论政见如何,最关心的“完整的大物”是什么?

这篇批判“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的文章,连中学生也熟悉,但是作者真正的意图,近几十年来的无数读者中怕是无人领会(或为妄议,请专家指正)。文末的警告特别尖锐:“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藉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语丝》,第15期,第2版;《鲁迅全集》第1卷,204页至205页)鲁迅如果说出旗子上的内容,不免太直露,而且会得罪很多人,甚至是与自己大致同属一个营垒的人。当时“鲜明好看”的口号,不外那些民国、共和等“政治正确”的高调。乡下人把雷峰塔的砖拿回家,纯是为自己家保平安,没有什么大道理。而现在那些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寇盗、奴才,却是懂得假借大义的。

发生在两篇文章之间最重要的事件即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系列活动。社会上有一些不利于冯玉祥及其部下的“谣传”,以吴瀛的话来讲是清室旧臣的“诬蔑栽赃”,鲁迅自有他的判断。1925年1月21日、22日,故宫还发生一件怪事:清室出宫时未带御寒用品,于是两方商定,耆龄带随员到宫内酌量取出一些私人用品。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一个小组(庄蕴宽为组长,吴稚晖、吴瀛等人为组员),制订了严格程序,有专人负责登录、写票、贴票、事务记载、拍照,易培基是监视部负责人。警察厅、内务部派代表参加。耆龄等人回宫取物是有固定地点的(养心殿后面的燕喜堂廊上),照理不难管理。吴瀛第一天不在场,据说清室方面人员“乘势抢取许多乾隆瓷器以及仇十洲画等类,委员没有许可”。既然如此,第二天应该采取防范措施。上午吴瀛在场,秩序混乱,据说清室人员哄抢貂皮天马等珍贵皮货,在军警干涉下“方才一哄而散,满载而归”。按理此项工作要到下午才结束,可是吴瀛却写道:“下午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吴瀛:《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9页。)但是吴稚晖在这个月下旬《民国日报》上连载的文章《溥仪先生》说明,那两天他充任物品点查员,“亲手递过,一一唱交”(同上,52页)。究竟谁在哄抢?

鲁迅长期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方面的事务,参与很多具体的工作。古物在交接的时候最容易引发当事人的“贪情欲望”,他是十分清楚的。

鲁迅要比钱玄同世故得多。他在1913年1月18日的日记里记述:“午后往留黎厂书肆,见寄售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写经四卷,墨色如新,纸亦不甚渝敝,殆是罗叔蕴辈从学部窃出者。每卷索五十金,看毕还之。”[《鲁迅全集》第15卷,45页。罗叔蕴即罗振玉。据周常林先生查考,鲁迅指责罗振玉窃取从甘肃运往北京学部(1912年改为教育部)的敦煌遗书,“有失武断”。见《罗振玉与学部藏敦煌文献》,载《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176页]中国官绅中有“有骨董欲的人”手不干净,鲁迅是深有体会的——虽然他这次对罗振玉不公平。鲁迅在傅增湘任教育部总长期间(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曾奉命整理过“大内档案”(即所谓的“八千麻袋事件”),将原存孔庙敬一亭的麻袋二十个搬到西花厅查看、整理,教育部几位级别较高的官员会把放在桌上的档案拿到别的房间里检视,“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当时的整理者比较看重殿试卷(宋版书页以外),名次越高越好。档案中很多杂件的史料价值其实远在这些试卷之上]。《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作于1927年12月24日,鲁迅在篇尾写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鲁迅全集》第3卷,588页至591页)经亨颐在国民党政府北伐胜利后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不为无因。

鲁迅说的“公共的东西”其实就是拉丁文“共和国”(respublica,由res[东西]和publica [公共的]两词组成)的本意。“公共的东西”容易“糟完”、“偷完”,民国作为“共和国”的命运不难猜想。当时在中国兴办公共事业,有难以想象的困难,主要因缺少对公家财产的爱护与尊重。陈独秀痛惜国人缺少“公共心”,这是五四时期常见的论调。章士钊在《国家与责任》一文指出一个现象:“语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国而以钩为喻,货之之意尤显。汉高帝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黄梨洲谓为逐利之情,溢之于辞。大抵以国家为逐利之资,实吾国数千年来治乱兴亡之恒轨,无可讳也。以是人之为国宣劳,谓之与人家国事。为国尽瘁,谓之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岳飞所谓精忠报国,义实同于为君复仇。”(《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卷,104页)鲁迅告诉日本同学,中国最大的生意经就是“造反”,同样道出“货国”的意思。

最后还要说一说故宫博物院一直得到各种捐助,其中不少来自国外。193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5000美元维修慈宁宫花园,但是该会董事长约翰·D.洛克菲勒二世在收到院长易培基感谢信后回信道:“鄙人前游历贵国,目见各处庙宇规模伟丽,年久失修,不禁酸鼻。鄙见以为如贵国人民倘不知爱护伟大之建筑,等与外国人民做注重,深恐贵国建筑精华不久完全朽坏,不胜可惜。”(转引自郑欣淼:《钢和泰与故宫博物院》,载《中国文化》第41期,239页)最后这一句话无非是说,不要再伸手要钱了,下不为例。如果中国人身上都露出“藉此据为己有”和“藉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怎么可能养成热心公益、捐助博物馆的习惯呢?不肯自己承担起维护古建筑的责任,一心指望外国人出资,自然让人小看。好在这样的时候一去不复返了,今日的故宫博物院就是最好的见证,“公共的东西”得到了真正是无微不至的爱护。

故宫博物院的故事是一个讲述“公共心”发育成长的故事,中国人民在管理公共事业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让人欣慰,让人骄傲。感谢差不多百年来所有为了维护故宫、服务社会尽了一份心力的人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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