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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滔天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中国和日本 

2017-8-10 21:07| 发布者: redadmin| 查看: 73| 评论: 0

摘要: 这一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军方得知宫崎寅藏和其二哥都去过中国,希望他们能随军担任翻译,但遭到宫崎寅藏拒绝。宫崎寅藏的理由是,自己的中文水准并不足以担任翻译,而且,他不希望参与对中国的侵略,他要用自 ...

孙文与宫崎滔天会面的蜡像

1911年圣诞节,当孙文回到“革命”之后的故国时,随行的除了那位美国牛仔革命家荷马李之外,还有一位身材高大、满脸胡子的日本人,他就是孙文最为忠诚的日本同志宫崎滔天。

与家境富裕的荷马李完全不同,宫崎滔天很穷,穷得甚至连赶到中国来的路费都没有。当四川保路运动、武昌暴动的消息接连传来时,他的其他同志已纷纷起程,赶往中国,他却为路费而担忧。多亏朋友们张罗着给他凑了些钱,终于能够动身。

扛起简朴的行囊,宫崎滔天匆匆起程。他先赶赴上海,然后转香港,在那里迎接从法国赶来的孙文等人,一同经上海赶赴南京(据其妻回忆录)。

“要做英雄,要当大将”

这一年,宫崎滔天正值不惑之年。

这是个不安分的人,生于一个不安分的家庭。宫崎的家在熊本县荒尾村,是一个典型的武士家庭,家境比较富裕,算是中等地主,在村里有田地48“町”9“反”,相当于733华亩。而在邻近的平井村,他们还有田地,每年能收50“表”(“表”是装米的稻草包)。

宫崎滔天的本名叫宫崎寅藏,“滔天”其实是日后的化名。宫崎寅藏的父亲宫崎正贤,是位功夫高手,开过武馆,曾两次周游日本全国,修习武艺。宫崎正贤那种“义侠豪爽,诚挚热情”的性格,直接传给了几个儿子。宫崎家的儿子们个个好勇侠义,被人称为“宫崎兄弟”。

宫崎寅藏是家中老幺,上有哥哥姐姐共10人,备受宠爱。父亲给他传授了“二天一流剑道刀法”,并常常告诫他:“要做英雄、要当大将”。而母亲左喜也经常说:“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的莫大耻辱。”这种启蒙教育,令宫崎寅藏一生都在追随自己的英雄梦想。

15岁那年,宫崎寅藏走出了偏僻的熊本县,来到了首都东京,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日后的早稻田大学)学习英文。陪伴他的,除了满脑子的英雄梦想外,就是父亲送给他的两把白鞘刀。他曾经加入了教会,成为一名基督徒,却依然极度苦闷。

此时的日本,正在经历着明治维新的脱胎换骨,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而主流则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在不少日本人心中,日本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要振兴日本,避免被列强亡国的命运,就必须首先振兴中国,“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奋起,非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这就是宫崎寅藏日后所称的“支那革命主义”。

1892年,正是日本年轻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候。在上海,日本企业家资助开办了一所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学员年龄多在20岁上下,第一期学员于1893年毕业后,都投入了间谍活动,在甲午战争中大多被捕并被处决。

吊诡的是,这些为日本侵华做马前卒的青年人,与宫崎寅藏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兴亚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将自己的行为看做是振兴亚洲、解放中国的崇高事业。正如其中的著名思想家宗方小太郎所总结的,黄种人要对抗白种人的欺凌,唯有改革与自强,而前提必须是革除中国的弊政;先征服中国,是日本团结和领导中国一起崛起的必要条件。所以,侥幸躲过了战争时期清廷搜捕的日本间谍,日后都大力鼓吹中日友好,在中国建立了相当广泛的人脉,甚至被中国的革命者看做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同志加兄弟”。

与这些兴亚主义者不同的是,宫崎寅藏认为,既然中日必须携手对抗西方,日本就不应该以任何理由侵略中国,而应当帮助中国进行革命和改造。当他来到上海,盘缠用尽之时,那所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表示可以收留他,他却拒绝了。

囊中羞涩的宫崎寅藏不得不狼狈地返回日本,此次中国之行,他几乎毫无所得,无法深入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

1894年,宫崎寅藏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日本反对党领袖犬养毅。自此,犬养毅成为宫崎寅藏的主要资助人。

这一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军方得知宫崎寅藏和其二哥都去过中国,希望他们能随军担任翻译,但遭到宫崎寅藏拒绝。宫崎寅藏的理由是,自己的中文水准并不足以担任翻译,而且,他不希望参与对中国的侵略,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中国和日本。

初见孙文

1897年,经犬养毅斡旋,宫崎寅藏与可儿长一、平山周等人,一起谒见了外相大隈重信。大隈重信同意,从外务省的机密费用中,资助宫崎寅藏到中国调查秘密结社的情况。

宫崎寅藏在这一年的7月份,到达了香港,经多方调查,他将孙文与康有为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并且了解到孙文刚刚从伦敦脱险,即将前往日本寻求帮助。于是,立即赶回了横滨,终于在陈少白的寓所里见到了孙文。

宫崎初见孙文,“觉得他有点轻率,不够稳重”, 不禁产生疑问:“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中国)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愿呢?”

待两人开始会谈,宫崎寅藏发现自己有些喜欢这个中国人了。他日后回忆说,这次会谈,“有日本政党谈,有人物谈,有欧美国是谈,有支那现状谈,有宗教谈,有哲学谈”,十分投机,“余于兹与孙逸仙初结刎颈之交”。

孙文赢得了宫崎滔天的极高评价:“如孙逸仙者,实已近天然纯其境界之人也。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而彼之情感又何其诚挚! 我国人士中如彼者究竟能有几人?是诚东亚之珍宝也。”

见过孙文之后,宫崎滔天到东京,向犬养毅和小村寿太郎汇报了与孙文的会谈情况,并将孙文介绍给了犬养毅。随后,孙文与陈少白还到荒尾村的宫崎家中,居住了10天,并在这里与日本著名的兴亚主义者宗方小太郎进行了密谈。据宫崎夫人日后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为来自中国的这位脑袋值1万元的贵客烧菜,因为宫崎家实在太穷了。

宫崎寅藏随后陪同孙文到长崎,与度边元会谈。渡边元赠给宫崎“白浪庵滔天”的雅号。到了次年(1898),宫崎寅藏担任了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的记者,这是他的第一份、也似乎是唯一一份正式工作。他以“滔天坊”的笔名,开始在报纸上翻译连载孙文的《伦敦蒙难记》,题目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幽囚录》)。自此,宫崎寅藏就以宫崎滔天的名字而著名。

宫崎滔天为《幽囚录》特意写了一篇前言《告读者诸君》,认为孙文的革命党乃当今中国秘密会党中“最文明、最革命的组织”。《幽囚录》刊登后,在日本引起巨大的反响,孙文的舆论形象成功实现转型,从“海贼”而变为“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

此后,在宫崎滔天引见下,孙文得以结识了日本朝野一大批重量级人士,如犬养毅、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小村寿太郎等,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孙文得以在日本立足。

戊戌惊雷

戊戌年(1898年)春夏之交,北京风云变幻,敏感的日本人觉察到了中国的异动。犬养毅在5月间,将宫崎滔天招到东京,给了他一笔5000元的经费,让他与平山周一起,到中国观察政局发展。

两人在8月24日抵达上海,即分头行动,宫崎滔天南下香港,而平山周则北上北京。在香港的一个月,是宫崎滔天一生中比较得意的一段。他结识了菲律宾独立军的人士,菲律宾人提出,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从美国手中争取独立,这很符合宫崎滔天的英雄主义情怀,他自己日后回忆说:“我本来是志在中国大陆,而到香港后却同菲律宾人士结交,反躬自问不无用情不专之感。然而,我却未能抑制这个感情。不,是任感情之所驰而没加抑制罢了。”

这段期间,令宫崎滔天自鸣得意的是,他的外交天分充分展现,在孙文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的改良派之间周旋。这两派“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我站在两派之间,发挥了交际家的手腕。窃以为自己的表现,即使是欧美的职业外交家,亦不能相比。”

戊戌政变爆发后,谣言满天飞,香港人心惶惶。“孙党的人来说‘良机可乘’,康党的人来说‘恐系讹传’”,宫崎滔天在香港的旅店,顿时门庭若市。

此时,宫崎滔天与搭档田野橘次分工,田野立即赶回广州,尽力将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的学生们带到香港,他们先后带出了几十人。

宫崎滔天虽然自己很穷,但一旦钱到手,却出手极为大方。此时,他手上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不得不赶紧筹款,而且每天要应对无数的人,进行“笔谈”,不胜繁琐。革命党的人,此时“吵嚷着时机已到,要趁机起事,其中有人见我帮助康派,甚至以怨言相向,忙上加忙,心中的苦恼,实在不可名状”。

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康有为脱险来到香港,受到警方的严密保护,康门弟子中,也只有少数人能接近。康有为向宫崎滔天表达了感谢,但不久发现宫崎滔天与孙文的人有密切来往后,对宫崎就十分戒备,宫崎感慨:“原来他也是个优柔寡断的策士呀。”

宫崎滔天直率地批评康有为:“要想用一纸上谕便能清除中国的积弊,是愚蠢的。因为积弊的由来,在于人心。所以要使改革的上谕发生作用,首先就必须具备罢免那些大官的实力。所谓实力是什么呢?就是有武力作后盾。康先生事先没有这种准备,徒赖君权,想以一纸上谕来完成这样的大事,就是这一次失败的原因。”

宫崎滔天向康有为一方拼命灌输革命,认为在中国进行改革,难度太大,不如革命见效快。宫崎滔天此时有了一个宏伟的蓝图:先说服康党与孙党结合,再与哥老会、三合会等相通,就可以掀起一番风云。宫崎抱定了想法,要将康有为从英国人手里拉出来,争取弄到日本去。在他的斡旋下,康有为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上野季三郎见面,日本方面表达了欢迎康有为前往政治避难的意思。

经过多方折冲,康有为表示愿意去日本。但此时,康有为耍了个花招,以中国驻日公使换了李盛铎,而李是荣禄的人,担心李将奉命刺杀自己为理由,表示如果日本政府不能拒绝李盛铎出使日本,那他可能无法去日本,而只能去英国。

这种“过于巧妙”的辞令,令宫崎滔天极为反感。他说自己可以将康有为的请求转达给日本政府,但是以这种理由拒绝李盛铎出使,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日本警察完全有能力保护康有为的安全。而如果出于英国人的情面难却,倒不必为难,完全可以先到英国去。

如此一来,本想拿大的康有为极为尴尬,只能托称是弟子们担心他的安全。于是,邀请宫崎滔天参与他们的内部会议。当一个弟子提出康有为去日本极为危险时,宫崎滔天斥责他道:“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此,终生无所作为。”

这一激将,令康有为不再犹豫,确定前往日本。而此时,已经身无分文的宫崎滔天,也收到了犬养毅从日本寄来的经费。宫崎滔天终于陪同康有为登上了前往日本的游轮。

康有为到达日本后,犬养毅、宫崎滔天等,竭力撮合他们与孙文一派联合,进行反清革命,但终究无法谈出结果。宫崎滔天日后回忆,因为陪同康有为的缘故,他终于在日本也享受了一回荣华富贵,到处吃喝,眠花宿柳,他欠下了某旅馆的巨额债务,居然让这个旅馆倒闭,不得不悄悄逃离,住到朋友家。朋友家在花钱方面也是如此,弄得几个人在大年夜将所有衣裤当掉,过了个裸体春节。

“两广共和国”

联合康、孙两派的努力失败后,宫崎滔天就一心扑到了协助孙文革命上来。在他的竭力撮合下,终于将兴中会、哥老会和三合会联合起来,三家在1899年9月份,成立了“兴汉会”。

机会马上就来了。1900年,北方爆发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随后入侵。广东富豪、孙文的幕后金主何启,与孙的助手陈少白商议,“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孙从日本致信好友刘学洵,请他帮助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刘学询是广东赌王,当时是李鸿章的主要幕僚。

在刘学询的安排下,李鸿章同意与孙文会面,于是,在6月17日,宫崎滔天和平山周等陪同孙文从日本乘船到香港。李鸿章派来的军舰等候在公海上,但孙文临时改变主意,放弃了到广州面见李鸿章,而是由宫崎寅藏等日本人代表自己前往。

此时,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也竭力推动李鸿章与孙文联合,实行两广独立,卜力和孙文许诺李鸿章,如果独立成功,将推举李鸿章出任“两广共和国”的“总统”。

李鸿章在奉命北上与八国联军谈判前,于7月17日先到香港,与香港总督卜力进行闭门磋商。孙文则在船上等待消息。在这次会谈中,李鸿章明确拒绝了两广独立的建议。

孙文并未坐等李鸿章的消息。他与宫崎滔天等,在船上召集了军事会议,商讨利用北方动乱的时机发动武装暴动。孙文毫不讳言:“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须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

参加孙文两次海上军事会议的宫崎滔天,其间却在新加坡弄出了绝大的动静。

宫崎滔天与李鸿章在广州见面之后,于6 月29 日到达新加坡。当宫崎滔天还在旅馆等待孙文赶来,要在新加坡做一系列革命暴动的准备时,7月6日,新加坡警察突然逮捕了宫崎滔天。从宫崎身上搜出了两把日本军刀,及3万元巨款(刘学询所赠)。尽管证据并不充分,宫崎滔天还是在7 月13 日以“妨碍治安”罪被判处流放5 年、驱逐出境。

大大出了一次风头的宫崎滔天,回到了香港,参加孙文的第二次海上军事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策动惠州暴动,与占领厦门的日军互相配合。这次暴动,幕后的支持者是日本在台湾驻屯军。军事会议之后,孙文就赶到了台湾,进行遥控指挥。

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惠州暴动进展顺利。但是,日本国内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持重派,对厦门事件及惠州暴动坚决反对。伊藤博文再度出任总理大臣,他立即将孙文驱逐出台湾,并下令在造反部队内协助作战的日军官兵,必须立即退出,否则严惩。而厦门方面,日本的妄动激起了国际反弹,俄国率先退出八国联军,从北京撤军并收缩到东北,趁机觊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其他列强则纷纷派出舰队前往厦门。伊藤博文下令,从厦门紧急撤军,将厦门无条件交还中国。而失去了日援的惠州暴动,也随即失败。

在惠州暴动中,宫崎滔天负责为孙文采购军火,但却被日本进步党干事、议员中村弥六所骗,枪械全是废品。这令宫崎滔天对世道人心又是感慨万千。

惠州起义失败后,宫崎滔天感觉那做大将、当英雄的梦破裂了,“回顾半生,只是一梦,而且完全是失败的梦。追怀梦迹,痛恨难堪”,甚至想“遁入空门”。

心灰意冷之余,他在1902年完成了自传《三十三年之梦》,将自己多年的英雄梦呈现给读者。而他自陈,写作这本自传,就是“当做半生的忏悔”,以摆脱俗务,进入“浪花节”(日本一种演艺)界。他那位为他苦苦支撑了几十年家庭的妻子,鼓励他应当继续追随孙文,到欧美去“从事革命的研究和宣传”,他坚决不听。

从1902年开始,宫崎滔天在“浪花节”从事演艺,长达8年。之前,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项工作坚持如此长久。曾经的革命经历,成了他最好的广告,班子每到一地,“以锣鼓领先,全班人马每人后面跟随一个艺伎,乘人力车成一字长蛇阵,沿街游行。贴出的海报足有一铺席大,上面写着:‘一颗头颅悬赏十万两,为清国政府追捕的白浪滔天——宫崎滔天在此。’” 这种舞台上的成就感,成为他“做英雄、当大将”的替代品。他自己创作的《落花之歌》如此唱道:

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如今一切计划破,此梦遗留浪花节。弃刀废剑执手扇,一敲即响黄昏时,与钟同谢是樱花。

个人志向的转移,并没有影响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党的交往。他继续在报端热烈鼓动中国革命,为孙文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购买武器。他促成了孙文与黄兴的联合,也为孙文与宋教仁的相识牵线搭桥。他收留了黄兴的儿子黄一欧,以免黄兴有后顾之忧,自己虽然穷得吃豆腐渣,却总是给黄兴一家张罗米饭。当孙黄二人闹摩擦之时,他竭力劝解,为此,孙文送给他“推心置腹”四字条幅,而黄兴则写下“儒侠者流”条幅,至今仍然保存在宫崎滔天的故居。日后黄兴去世时,宫崎滔天专程从日本赶赴湖南奔丧。两位湖南当地的学生被深深感动,给宫崎滔天写了封信,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其中一名学生,名字叫做毛泽东。

辛亥革命之后,宫崎滔天虽然一直声援孙文的任何斗争,但是他已经对现实相当悲观。1922年12月6日,宫崎滔天病逝于日本。

宫崎滔天的行为,连日本人自己都看不懂。他的“主公”犬养毅说:“滔天实在是一个微妙有趣的男儿。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了中国革命党的同路人,忘记了自已本来的任务,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伙。”在犬养毅的眼中,支持孙文,其目的无非是“将彼辈(孙文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宫崎滔天却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受益良多的孙文,对宫崎滔天当然充满了好评。他在为宫崎滔天的著作《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时,将宫崎滔天比作隋唐时期的“虬髯客”。

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将宫崎滔天称为“唐·吉诃德型”人物,中国革命则成为他宣泄澎湃激情的舞台。只是,成为“唐·吉诃德”们的舞台,对中国来说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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