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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革灭绝人性的人吃人事件

广西文革武斗大屠杀背景  

柳州地区有两个县,因载入史册而世界闻名,一个是大跃进因放出“亩产十三万斤”粮食的大卫星而造成大饥荒饿死人的环江县,另一个就是文革期间发生大规模吃人肉惨绝人寰事件的武宣县。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一九”声明的大字报后,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分裂为两大派:“联指”(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桂林联指)和“4·22”(南宁4·22,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乡)。  

“联指”是支韦(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4·22”则是支伍反韦的造反派。  

“4·22”主要是由青年学生,市民,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联指”则与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联指”拥有现实当权者以及军队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随著解放军“支左”介入实行军管,支持联指“坐大”。1967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4·22”。八桂大地到处出现乱抓、乱斗、乱杀“4·22”的红色恐怖。发生在广西各地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野蛮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大屠杀概况  

文革中广西大屠杀,就是“保皇派”的“联指”对“造反派”的“4·22”和同情“4·22”的群众以及无辜的“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屠杀,是以“革命”的名义的屠杀。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枣“4·22”当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广西大屠杀始于1967年秋冬,到1968年8月达至顶峰,其屠杀规模之大(被杀者达十万之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皆首屈一指。  

1967年年底玉林“4·22”的“福绵事件”后,1968年1月4日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1967年秋冬,钦州地区的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五个公社成批屠杀灵山“革联”(即4·22群众)。1968年1月18日灵山“革联”控诉团200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但广西军区对灵山“联指”“飞虎队”乱杀人命听而不闻,,没有采取制止措施,甚至纵容“联指”对“4·22”的屠杀。因此,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不走。  

1月20日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部份群众400多人来到广西军区请愿,声援灵山“革联”控诉团,揭发各地“联指”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抗议谴责广西军区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压一派之实。  

广西军区不但提供武器,在各地怂恿和鼓励“联指”对“4·22”进行武装围剿,而且还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毙。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枣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试图武装自卫。  

而广西当权派控制的《广西日报》则发表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4月9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公开叫嚣: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死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   遍及全广西的大屠杀如水银泻地,无远弗届,连边远山区,穷乡僻壤都未能幸免。  

广西大屠杀又分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会,“刮12级台风”为第一波高潮,下半年则以“七·三”布告的颁发,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中共广西区政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1968年那场大屠杀,有这么一段总结概述。(被屠杀者的统计数字,仅仅是有案可查的众多失踪者,至今生死不明,不在此统计数据内)那一个又一个有体温有笑容的具体生动的生命被抽象化为一组组冷漠的数字:

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33%。钦州地区7个县市失踪10359人。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  

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人肉宴   柳州地区武宣县,距柳州市仅 90多公里,虽非通衢大邑,但其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扼南下贵县、玉林,北上柳州的交通要津,红水河流经县城,又有直下西江流域的桂平、梧州的舟楫之便。       

可就是在这个并非荒蛮之地的武宣县文革期间却上演了一幕幕疯狂野蛮的人吃人的惨剧。      

1968 年5月13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22 ),原因是5月4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搜走了120 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武宣“红卫兵团”(4·22)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 人并请贵县“联指”300 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 间,价值37900 元,共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务价值26600 多元。自此,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联指”大规模吃“造反大军”( 4·22)人肉事件。为了以正视听,这里一字不漏引用中共广西整党办公室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 年》所记载的史实。  

1968 年6 月15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尝。从是日起至8 月底止该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吃人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农民,有国家干部和所谓的中共党员。    

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游击队桂支18大队长,解放后,他任仓梧县副县长。“文革”开始黄家凭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7月1日晚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著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巨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烟缭绕,腥风飘荡,焦味充荡,一派阴森状令人不寒而栗。  

又如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有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该县于4月5日成立革委会,相继又成立“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和“武装纠察队”,但县革委会、人武部、“联指”、“贫联”,“武装纠察队”是穿著连裆袱的“联指”派,他们自命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少数派“造反大军”当“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进行镇压。   中央“七· 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500多人前来支持“剿匪”。几天时间“造反大军”荡然无存,打死杀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类社会中罕见的野蛮行径。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了文革,各省、自治区都积极处理了“文革”遗留问题,唯有广西原区党委继续坚持派性,美化广西在“文革”中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的野蛮事件,后来中央几次追查过问,区党委竟有人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公然袒护了武宣“联指”中部分人吃人肉的严重事件。这样,灵山县、贵县、武鸣华侨农场“联指”吃人肉的野蛮事件的盖子就被捂住了。  

广西各地剖腹挖肝事件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记载除武宣县外,南宁地区的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钦州地区的浦北县、灵山县以及玉林地区的贵县都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一一罗列为下:

1968年3月23日晚上9时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主谋策划,指挥该区高峰乡(后改为大队)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后剖腹取肝、胆煮食,为了杀人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这是一起野蛮杀人命事件,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导致该区后来乱杀人、剖腹取肝的事件不断发生。  

据“处遗”调查统计,该区从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的事件11起21人,其杀人手段极野蛮残忍。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20多个名兵抢杀何以路等3人,杀害后还割腹取肝,陈尸野外的事件,全地区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1

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参加围剿“4· 22”的武斗,武斗中上林“联指”有4个阵亡。上林“联指”分别于8月2日在上林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共打死“4· 22”“四类分子”(地富反坏)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杀人手段野蛮残忍、罕见。比如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潘连标(“联指”阵亡民兵)墓地,当场枪杀陪祭。乔贤大队的蒙光忠被打死后,还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然后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亲生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哭边烧,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惨不忍睹。这是一起派性报复杀人事件(10)。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甚至变态。  

钦州地区剖腹食肝手段野蛮残忍至极。文革中广西滥杀无辜,不仅数字惊人,而且手段及其野蛮残忍。仅据钦州地区数例为证。                   

最惨无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仅钦州地区的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三例。      

1968 年9月 7日至 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 “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 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 “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         

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致 “共同专政”。                        

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韦国清、刘重桂等人则回答说:“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见一斑。                         

辱尸毁尸,被害者死得悲惨,死后更惨,凶手的手段血腥残忍甚至变态。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杀后,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阴道,裸体陈尸路旁。   钦州县城“联指”围剿 “四·二二”造反派。“四· 二二”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裤子扯掉,灭绝人性地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状难以言叙。       

东兴县那勒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使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内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在中共的煽动、策划、组织、指挥下,钦州地区文革被迫害者达 22100余人,致死 10420人。                    

不仅如此,当局还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致使不少人以杀人邀功。如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立“新功”,为安排工作,便杀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又如合浦县一大队文革组长,怕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亲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了。“杀人者有功”这绝非一句空言,全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就有   1153人,杀人后提干的有 458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 637人(不含北海市)。杀人凶手们还有不少被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      

1968 年1 月26 日钦州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县“联指”调民兵1000 多人进城武斗,双方共打死8 人,“4·22”被俘300 多人,其中有87人被杀,县委书记王剑东,总工会主席马怀忠举白旗当了俘虏,也被打死在食品公司门市部,副县长周中权被打死在总工会西侧,前钦州县副书记,农业局长等被押出打死。             

随着一些地方杀俘虏,杀“坏人”,各地贫革或公社武装部,大队民兵营配合派性杀人,掀起对“4·22”专政的高潮,这股风至8 、9月份。据统计钦州地区七个县,市失踪10359 人,灵山县打死,逼死,失踪3200 多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全县人口1.38 %。全地区杀人后又抄家的8100 多户,没收财产金额1.43 万多元。   

武宣县、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去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时候才被迫交出来。              

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罪恶――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清洗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而文革中广西的大屠杀人吃人的史实,证明共产主义的阶级清洗的血腥野蛮、残忍,较之法西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人吃人惨剧早已超出阶级仇恨的范畴,而造成对基本人性的摧毁。             

野蛮暴行的收集者      

1983年中共中央改组了广西区党委,遂在全区开展了"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广西各地成立整党办公室,抽调干部着手清理文革“三种人”,编辑各地《文革大事记》。       

这些干部大都在文革深受其害,对清算文革,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参与完成了大量文革案件的调查,记录和文件编辑工作。                        

可“联指”一统天下大获全胜的结局,给广西文革“处遗”带来许多后遗症,许多案件迟迟无法结案,原因是区、市两级中“联指”出身的干部从中作梗。清算文革为遭受迫害的“4·22”群众平反,无异于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上窜下跳设置重重障碍,阻扰对广西文革大案,要案的调查取证。当年的凶手虎视眈眈,受害者余悸未消,搜寻屈死冤魂的工作绝非易事。       

历史将铭记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的编辑者们,是他们当时顶着沉重的压力甚至威胁,如实记录广西文革中当权者令人发指的罪行,惨绝人寰的灾难,这一批官方文件成为广西大屠杀及人吃人惨剧的铁证。    

他们都期望,这一次共产党能够通过对文革的反思而有所改变,彻底清算文革,把那些记录下来的令人    

触目惊心的史实向人民公布,教育当代,警戒子孙,使其起到资政、教育、历史的作用,防止重蹈历史覆辙。  

因为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亦是民族忏悔自新的起点。        

罪恶为何得不到清算:对文革问题“宜粗不宜细”                     

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的邪恶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和注脚。党号召“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对文革问题“宜粗不宜细”,对当年负有责任的当权派们,很多只受到“党内处分”的处理,如对广西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韦国清,文革后官至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离任后含饴弄孙,心安理得颐养天年。这个双手沾满广西十万群众鲜血的刽子手,逃脱了正义的惩罚,逍遥法外,寿终正寝,备极哀荣。而那些记载着血淋淋历史的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则被盖上了“机密”的戳印,在整党运动使用过后就锁进保险柜里,天日难见了。广西大屠杀及人吃人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盖着。青山依旧在,沉冤犹未雪。    

20世纪反人类暴行,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的摧毁城市,米络舍维奇的种族屠杀,都已得到相当清楚的报告,并受到道德的谴责,这主要是受难民族长期追讨公道的结果。而中国文革暴行没有在人权、人道层面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义之债远远未被触及,文革中遇难的普通人的名字和蒙难经过,长期被忽略,掩盖,甚至基本事实都不能描述清楚,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可能永远难以追回。       

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之创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民族精神健康复兴最好的机会,罪行不受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张,全民族只有走向集体堕落。            

 “盛世危言”                           

广西文革殉难者,一切的血迹都淡化为一串又一串冷漠的数字,而那十万数字中的任何一个原来就是活生生的有亲人有梦想的人……  

死者长已矣,生者难吞声,如果坐视罪证潜藏,罪犯消遥,与同犯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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